聆听大师季羡林系列：季羡林谈师友

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语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懂得报师恩，为其民族所望尘莫及。

——季羡林

恩师和朋友对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季羡林先生作为一位学术大师，受到了众多师友的影响。本书精选了季羡林先生回忆恩师和朋友的文章，展现了季羡林先生对恩师的感激和对朋友的真挚感情，让读者感受到浓郁的师生之情、朋友之情。

季羡林（1911—2009），山东清平人。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1946年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季羡林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翻译家和散文家。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

回忆小学诸师／1

回忆正谊中学诸师／7

回忆山大附中诸师／15

回忆济南高中诸师／24

忆恩师董秋芳先生／27

忆念胡也频先生／30

回忆陈寅恪先生／36

对陈寅恪先生的一点新认识／51

回忆吴宓先生／56

西谛先生／60

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70

晚节善终大节不亏

——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76

遥远的怀念／84

西克教授／93

布劳恩和冯·格林／96

回忆汤用彤先生／100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111

回忆梁实秋先生／126

扫傅斯年先生墓／130

悼念沈从文先生／136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142

记周培源先生／148

回忆王力先生／153

记张岱年先生／161

忆念郑毅生先生／164

悼念曹老／167

悼组缃／171

怀念乔木／178

伊姆加德／187

忆章用／191

哭冯至先生／204

悼念邓广铭先生／212

悼念赵朴老／217

追忆李长之／221

悼念周一良／233

忆老友于道泉／238

我的朋友臧克家／241

悼许国璋先生／244

悼念马石江同志／253

寿作人／256

难忘的一家人

——忆老朋友普拉萨德先生一家／264

石景宜博士／270

回忆小学诸师

王老师

我于1917年阴历年时分从老家山东清平（现划归临清市）到了济南，投靠叔父。大概就在这一年，念了几个月的私塾，地点在曹家巷。第二年，就上了一师附小，地点在南城门内升官街西头。所谓“升官街”，与升官发财毫无关系。“官”是“棺”的同音字，这一条街上棺材铺林立，大家忌讳这个“棺”字，所以改谓升官街，礼也。

附小好像是没有校长，由一师校长兼任。当时的一师校长是王士栋，字祝晨，绰号“王大牛”。他是山东教育界的著名人物。民国一创建，他就是活跃的积极分子，担任过教育界的什么高官，同鞠思敏先生等同为山东教育界的元老，在学界享有盛誉。当时，一师和一中并称，都是山东省立重要的学校，因此，一师校长也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在一个七八岁的小学生眼中，校长宛如在九天之上，可望而不可即。可是命运真正会捉弄人，在16年以后，在1934年，我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来教书，王祝晨老师也在这里教历史，我们成了平起平坐的同事。在王老师方面，在一师附小时，他根本不会知道我这样一个小学生，他对此事，绝不会有什么感触。而在我呢，情况却迥然不同，一方面我对他执弟子礼甚恭，一方面又是同事，心里直乐。

我大概在一师附小只待了一年多，不到两年，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换过一次教室，足见我在那里升过一次级。至于教学的情况，老师的情况，则一概记不起来了。唯一残留在记忆中的一件小事，就是认识了一个“盔”字，也并不是在国文课堂上，而是在手工课堂上。老师教我们用纸折叠东西，其中有一个头盔，知道我们不会写这个字，所以用粉笔写在黑板上。这事情发生在一间大而长的教室中，室中光线不好，有点暗淡，学生人数不少，教员写完了这个字以后，回头看学生，戴着近视眼镜的脸上，有一丝笑容。

李老师

我从一师附小转学出来，转到了新育小学，时间是在1920年，我9岁。

我们的班主任是李老师。我从来就不关心他叫什么名字，小学生对老师的名字是不会认真去记的。他大概有四十多岁，在一个9岁孩子的眼中就算是一个老人了。他人非常诚恳忠厚，朴实无华，从来没有训斥过学生，说话总是和颜悦色，让人感到亲切。他是我一生最难忘的老师之一。当时的小学教员，大概都是教多门课程的，什么国文、数学（当时好像是叫算术）、历史、地理等课程都一锅煮了。因为程度极浅，用不着有多么大的学问。一想到李老师，就想起了两件事。一件是，某一年初春的一天，大圆池旁的春草刚刚长齐，天上下着小雨，“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李老师带着我们全班到大圆池附近去种菜，自己挖地，自己下种，无非是扁豆、芸豆、辣椒、茄子之类。顺便说一句，当时西红柿还没有传入济南，北京如何，我不知道。于时碧草如茵，嫩柳鹅黄，一片绿色仿佛充塞了宇宙，伸手就能摸到。我们蹦蹦跳跳，快乐得像一群初入春江的小鸭，是我一生三万多天中最快活的一天，至今回想起来还兴奋不已。另一件事是，李老师辅导我们的英文。认识英文字母，他有妙法。他说，英文字母f就像一只大马蜂，两头长，中间腰细。这个比喻，我至今不忘。我不记得，课堂上的英文是怎样教的，但既然李老师辅导我们，则必然有这样一堂课无疑……

珠算老师

新育小学的另一位教员是教珠算（打算盘）的，好像是姓孙，名字当然不知道了。此人脸盘长得像知了，知了在济南叫Shaoqian，就是蝉，因此学生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Shaoqian。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两个字怎样写。此人好像是一个“迫害狂”，一个“法西斯分子”，对学生从来没有笑脸。打算盘本来是一个技术活，原理并不复杂，只要稍加讲解，就足够了，至于准确纯熟的问题，在运用中就可以解决。可是这一位Shaoqian公，对初学的小孩子制定出了极残酷不合理的规定：打错一个数，打一板子。在算盘上差一行，就差十个数，结果就是十板子。上一堂课下来，每个人几乎都得挨板子。如果错到几十个到一百个数，那板子不知打多久才能打完。有时老师打累了，才板下开恩。那时候体罚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八九十来岁的孩子到哪里来告状呀！而且“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还没有出来。小学生被赶到穷途末路，起来造了一

次反。

Shaoqian那法西斯式的教学方法引起了全班学生的愤怒。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抵抗。对于小孩子也不例外。大家挨够了他的戒尺，控诉无门。告诉家长，没有用处。告诉校长，我们那位校长是一个小官僚主义者，既不教书，也不面对学生，不知道他整天干些什么。告诉他也不会有用。我们小小的脑袋瓜里没有多少策略，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就是造反，把他“架”（赶走）了。比我大几岁的几个男孩子带头提出了行动方略：在上课前把教师用的教桌倒翻过来，让它四脚朝天。我们学生都离开教室，躲到那一个寥落的花园中假山附近的树丛里，每人口袋里装满了树上结的黄色的豆豆，准备用来打Shaoqian的脑袋。但是，十一二岁的孩子们不懂什么组织要细密，行动要统一，意见要一致，便贸然行事。我喜欢热闹，便随着那几个大孩子，离开了教室，躲在乱树丛中，口袋里装满了黄豆豆，准备迎接胜利。但是，过了半个多小时，我们都回到教室里，准备用黄豆豆打教师的脑袋时，我们却傻了眼：大约有1/3的学生安然坐在那里，听老师讲课，教桌也早已翻了过来。原来也并不能形成的统一战线，现在彻底崩溃了。学生分成了两类：良民与罪犯。我们想造反的人当然都属于后者。Shaoqian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看到有人居然想砸他的饭碗，其忿怒之情概可想见。他满面怒容，威风凛凛地坐在那里，竹板戒尺拿在手中，在等候我们这一批自投罗网的小罪犯。他看个子大小，就知道，谁是主犯，谁是从犯。他先把主犯叫过去，他们自动伸出了右手。只听到重而响的啪啪的板子声响彻了没有人敢喘大气的寂静的教室。那几个男孩子也真有“种”，被打得龇牙咧嘴，却不哼一声。轮到我了，我也照样把右手伸出去，啪啪十声，算是从轻发落，但手也立即红肿起来，刺骨地热辣辣地痛。我走出教室，用一只红肿的手，把口袋里的黄豆豆倒在地上，走回家去，右手一直痛了

几天。

我的第一次“造反”就这样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