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确曾欲立奕訢为皇太子
道光帝共生有九个儿子。次子、三子均早殇而亡。1831年，即道光十一年，年已二十三岁的长子奕纬却突然而亡。因其死因不明，民间传言纷纷。
大约1840年（道光二十年）以后，年近六十的道光帝开始思考关系“国本”的立储问题，并为此而长期举棋不定。
皇四子奕詝、皇五子奕誴年龄相差仅六天，大约十岁左右；皇六子奕訢大约八九岁；皇七子奕譞刚刚出生；而皇八子奕詥、皇九子奕譓等尚未出生。因此从年龄方面考虑，只有四子奕詝、五子奕誴、六子奕訢最有可能被托付大清江山的社稷之重，继承皇位。然而皇五子奕誴生性耿直而略显粗鲁，不拘礼节，说话随意，一直不为道光帝所爱。1846年1月，即正式确定皇储的八个多月前，道光帝突然宣布将奕誴过继给自己的三弟惇亲王绵恺，使其失去继承皇位的任何一点可能。这一做法，颇具深意。剩下的只有四子奕詝和六子奕訢了。实际上奕詝和奕訢分别是皇长子与皇次子。
奕詝是道光帝的爱妃钮祜禄氏所生。奕詝出生不及两年，皇后佟佳氏病亡。钮祜禄氏先被晋封为皇贵妃，后又被册封为皇后。1840年初钮祜禄氏病亡（又有记载被赐自尽），当时奕詝只有十岁。
奕訢幼奕詝一岁半，是道光帝的静贵妃所生。奕詝的生母死后，奕詝由静贵妃抚育教养。有史料记载称，静贵妃待其如自己的亲生之子，而奕詝“亦亲之如母，与奕訢问安，数年无间”。奕詝与奕訢虽为同父异母的兄弟，但于年少时却情同手足，亲密无间。
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曾颁旨：“诸皇子六岁（是为虚岁，实岁或周岁应为五岁）以上，即就上书房读书，皇孙、皇曾孙亦然。”奕詝与奕訢到了读书的年龄，同在上书房学习。当时上书房的总师傅是满族人穆彰阿、汉族人潘世恩，两人均是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地位显赫。“上书房总师傅，以贵臣为之，或一人，或二三人，无定制。有事则至，或月日一至，非日日入值也。”由此可见，上书总师傅只不过是一种政治荣誉，相当于现今的名誉校长，并不直接负责皇子们的学业。直接指导皇子读书的是满、汉文师傅。奕詝的汉文师傅名叫杜受田；而奕訢的汉文师傅名叫卓秉恬。这两位师傅，都是当时有名的饱学之士，翰林出身（翰林为当时最高的学历），他们对自己将来可能成为天子的学生，也十分尽心尽责，不但教其学业，而且直接参与了两人之间的储位之争。
“一树之果，有甜有酸，一父之子，有愚有贤。”伴随着奕詝、奕訢两人年龄的增长，彼此间聪慧程度、脾气秉性等方面的差异逐渐显现出来。
据说，有一天道光帝欲亲自考验一下奕詝与奕訢兄弟两人的品行，便拿出一个金盒子，一个木盒子，让他们两个人挑选。奕詝颇有兄长之德，礼让奕訢先选。奕訢却无“孔融让梨”的修养与美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金盒子。这虽是人们事后的传言，但却颇为符合奕詝、奕訢日后为人处世的风格与态度。
奕詝与奕訢兄弟两人之间有关储位之争，虽未演成康熙朝末年那样惊心动魄、刀光剑影、同室操戈、兄弟相残相杀的历史悲剧，但彼此间的隐争暗斗却不能免。
雍正帝继位后，为避免自己诸皇子之间争储残杀悲剧的重演，正式确定了皇帝在位之时，预定皇位继承人的办法。即事先将写好“立皇某子为太子”的亲笔朱谕“密封藏于匣内，置乾清宫世祖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并以此“永为定制”。这一立储制度的重要特征即是，“建储而不宣制”，老皇帝临死前，由朝廷众大臣当着老皇帝的面共同开启匣，宣示立储朱谕。
这种秘密建储的做法有两个好处。一是在位的皇帝可以有较长的时间去认真考察各位皇子的贤明愚恶，择贤择能而立。一旦发现自己以前的观察判断有所疏误，或皇太子发生意外，尚可秘密更换，进行补救，从而避免产生重大的皇位继承风波。二是在老皇帝未死之前，各位皇子均不知道哪位皇子已被立为皇太子，或者说，每位皇子都怀有自己已被立为皇太子的希望。这样，既可激励各位皇子在德才方面克己修养，提高皇子们的整体素质，又可以避免诸皇子间拉帮结派，钩心斗角的皇位争夺。自这一秘密建储制度确立后，清王朝再也没有发生过诸皇子为争夺皇位的公开残杀。有清宫词记述其事：“思子无台异汉皇，皇孙终老郑家庄。从今正大光明殿，御管亲书禁匾藏。”
奕訢的天分很高，极其聪明，颇得道光帝的喜欢，的确极有可能被道光帝立为皇太子。根据有四：
第一，笔记野史有多种版本但内容相似的记载。
李岳瑞的《春冰室野乘》记载称：“宣庙（即清宣宗道光帝）晚年最钟爱恭忠亲王，欲以大业付之，金合缄名时，几书恭王名者数矣。”这一记载并非空穴之来风，捕风捉影之孤证。《满清外史》的相关记载与其极其相似。“方旻宁（道光帝）之在位也，于诸子中，酷爱第六子奕訢，谓其类己，欲以神器付之，于金匮缄名时，几书奕訢名者数矣。”
清人徐珂《清稗类钞》相关记述可以佐证其事。其“文宗传位之异闻”条目记载称：“恭王为宣宗第六子，天姿颖异，宣宗极钟爱之，恩宠为皇子冠，几夺嫡者数。”
以上的记载意思非常明确，即道光帝曾数次欲立奕訢为皇太子，几乎夺了嫡长子奕詝之位。甚至在道光帝即将崩逝之时，道光帝不问奕詝情况如何，反而“命内侍宣六阿哥”。当奕詝赶至慎德堂，道光帝见到他时只是“微叹”，昏迷之中，“犹问‘六阿哥到否？’”在其“文宗保全奕訢”条目中也记载说：“宣宗倦勤时，以恭王奕訢最为成皇后所宠，尝预书其名，置殿阁内。”也就是说，道光帝确曾写好立奕訢为皇太子的朱谕，放置于宫殿之内。
第二，奕訢之母去世前曾有明确的说明。
徐珂《清稗类钞》“文宗保全奕訢”条目中记载说，1855年奕訢之母病危之时，已即位的咸丰帝奕詝前来侍疾问候。奕訢之母因病精神恍惚，误以为是恭王奕訢，“乃执其手而谓之曰：阿玛（满语呼父为阿玛，呼母为额尼）本意立汝（为太子）。今若此，命也。汝宜自爱”。
第三，道光帝有明确的交代。
以上所引徐珂《清稗类钞》“文宗保全奕訢”条目中，奕訢之母于精神恍惚之中，将前来侍疾的奕詝误认为奕訢，说了一些不得体犯忌讳的话。于此，文宗奕詝不但没有任何不快，反而“叩头自誓，必当保全奕訢”。咸丰帝何出此言？这倒有些让人如坠五里云雾中，大惑不解，莫明其妙，莫识其奥。《近现代名人小传》的记载，为我们解开了这一疑团。原来，因奕訢自幼极其聪明，道光帝曾向其明确表示将传位给他。但是，奕訢以奕詝年居长，才、武、德、量均优于自己，求请道光帝仍立奕詝为皇太子。道光帝颇为感动，因此于病重大渐之时，“执（奕）訢手谓文宗（咸丰帝奕詝）曰：‘是尝让位于尔者，尔视之当异诸弟。’”原来，道光帝曾十分明确地对奕詝说，是奕訢让位给你的，奕訢不同于其他兄弟，你对奕訢必须予以特殊的关照。
第四，罗惇曧的《宾退随笔》记载说“宣宗爱恭王，欲立之”。奕詝的生母为了保证其子能顺利继位，“欲鸩杀诸子”。后因事泄，“宣宗母太后大怒，立命赐死”。这一记载可为道光帝确曾欲立奕訢为皇太子的反证。
毋庸讳言，以上各种说法，皆为野史稗说，似不足以为凭为据。然而，在当时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尤其是奕詝继承皇位后，官方正史自然不可能将其撰入正史，正所谓“为帝王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因此，野史稗说或许恰恰可以补官修正史之不足。
“人言藉藉，要非无因。”野史稗说虽并不足以为历史描述论说之据，但至少反映出部分封建士大夫对于这问题的认识、理解，或困惑不解。
道光帝的亲笔立储朱谕，或许可以成为道光帝确曾欲立奕訢为皇太子的重要官方文本证据。
为了有助于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我们需要对道光帝临终之时两道朱谕内容与书写格式作一简单的介绍与分析。
道光帝临终之时，向顾命大臣们颁布的第一道朱谕的内容是：“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这一亲笔朱谕，虽因道光帝已病入膏肓，运笔颤抖而字迹潦草，但完全是按照当时的书写习惯与规定，自上而下地竖行书写，共四行，各行又是自右而之左的。可谓从内容到形式，中规中矩，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但是，第二道朱谕，即立储朱谕，虽然字迹工整，但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皆很是怪异离奇。该朱谕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特藏室，笔者曾有幸亲见其庐山真面目，许多清史专著中亦有影印之件。这一朱谕虽极其珍贵，却并非稀见罕见。
该朱谕最右一行竖写“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中间一行竖写“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最左一行是以满文书写的‘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
这一朱谕怪异蹊跷之处有二：
首先是书写形式的怪异奇特。
按照当时的书写与阅读习惯，各行文字均是自右而之左。循此，这一朱谕应读为“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然后是满文书写的“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若此，这则是封奕訢为亲王的朱谕，而“奕詝立为皇太子”反而成为了附带的陪衬。这不但恐非道光帝的本意初衷，也不合于历史的事实。
就这一朱谕的内容而言，肯定首先是立储，而后才是封奕訢为亲王。正因如此，无论是当时朝廷中的王公大臣，文人士大夫，还是当今的史学工作者，皆是按照“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这样的顺序反向错误解读的。官修正史《清实录》甚至只记载说：道光帝崩逝前，召集清廷大臣，公启匣，宣示御书“皇四子奕□立为皇太子”（奕詝二字，按规定，用糊名缺字办法避讳），并未言及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一事。这种解读，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与习惯而言，无疑是正确的，完全说得通的。但是，人们却未曾注意，更未解释说明，一向恪遵祖训祖制的道光帝，何以如此“不守规矩”，不按时人自右而之左的习惯书写，更何况这是关系国家与皇室“根本”的“立储”问题呢？实在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其次是其内容的怪异奇特。
按照当时人们的书写与阅读习惯，这一立储朱谕应解读为“皇四子奕訢封为亲王；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然后是满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各重要档案文本，如摄政王多尔衮命于顺治六年撰修太宗文皇帝实录的敕谕、世祖章皇帝之宝、康熙六年的康熙帝亲政诏书、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遗诏、光绪三十年的殿试金榜等文字，皆是由右而之左的竖行书写，并在汉文之左写有相关的满文。因此可以判定，当时道光帝的反向书写顺序，的确并非其一时的疏误，而是有意这样书写的。那么，道光帝如此安排，到底意欲何为呢？笔者试作以下解释，不知读者是否可以认同接受，更不知是否符合历史的原貌。
正是由于道光帝十分，甚至可以说是万分地喜爱皇六子奕訢，确曾欲立其为皇太子，但最终种种原因使然，还是将四子奕詝预立为了皇太子。将“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写入朱谕，首先是道光帝钟爱奕訢的感情使然，是其对于未将奕訢立为皇太子的一种特殊政治补偿；其次是道光帝为防范自己死后，新帝奕詝万一利用手中的皇权，不加封奕訢为亲王，故而越俎代庖，造成既成事实的策略需要；再其次是道光帝欲借此向新帝奕詝及朝野上下表明，奕訢在诸多皇子中的特殊地位，警示他人不得对奕訢稍有不恭不敬，更不得有不利于奕訢之举的政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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