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写真

季羡林先生被当今学人誉为“国宝”、“学界泰斗”。《季羡林写真》作者以一名季门弟子的独特视角，通过对季老浩如烟海作品的条分缕析及对季老本人的多次采访，再现了季老近百年漫长的坎坷人生、广博宏大的学术造诣以及浪漫多彩的生活情趣。作者在书中用相当篇幅描述了季老与一大批学界名宿如陈寅恪、郑振铎、冯友兰、朱光潜、胡乔木、臧克家及德国“博士父亲”之间的交往关系，感情真挚，力求从一个立体的层面再现了季老的人生情怀和道德文章。

《季羡林写真》作者以一名季门弟子的独特视角，通过对季老浩如烟海作品的条分缕析及对季老本人的多次采访，再现了季老近百年漫长的坎坷人生、广博宏大的学术造诣以及浪漫多彩的生活情趣。

蔡德贵，1945年生。曾任山东大学《文史哲》主编、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主编。现任山东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巴哈伊研究所所长，兼任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等。著有《阿拉伯哲学史》、《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等。

一、启蒙之初／1
几字之师马景恭／2
投奔严而慈的叔父／5
从私塾到新式小学，为剽窃而感到羞愧／7
造反成性／10
开始对英语感兴趣／12
爱国教育／14
王岜玉老师的语言训练／20

二、学会用功／25
山东大学校长王寿彭的奖励机制／26
胡也频培养了文学兴趣／29
业师董秋芳／31
学无常师／35

三、结识师友／45
风华正茂／53
恩师教授／72

四、负笈游学／109
无奈之时／110
彻底性的学术训练／124
生活万花筒／140

五、归国际遇／155
受聘北京大学／161
组建东语系／176
笔耕的助手／189

六、回报社会／201
心系山东／205
情洒北大／218
不忘清华／221
有求必应／222
后记／227

几字之师马景恭
一个人的成才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出生在山东的思想家孟子，小时候是非常淘气的。他特别容易受环境的影响。是孟母三迁改变了孟子学坏的倾向。
季羡林成才的第一个机会则是他的叔父季嗣诚给予的。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以名行。他乳名叫喜子，于辛亥(猪)年的闰六月初八日即1911年8月2日出生，后来因为阴阳历换算的时候，一个偶然的笔误，写成了8月6日，之后就以8月6日为生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一错，使自己在世界上少活了四天。
季羡林的家乡在山东清平县(现归临清市)官庄，这是当时山东有名的贫困地区。季家是一个破落的农户，形同贫农。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叔父季嗣诚。祖父母早亡，他们留下了三个儿子，季羡林的父亲行大(在家族的大排行中行七)。两个叔父，最小的一个无父无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父亲和叔父两个人，上无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很难有吃饱饭的时候。饿得没有办法时，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掉在地上的烂枣充饥。看来，乡下是待不下去了，待下去会饿死。兄弟俩商量了一下，决定到大城市里去找一条活路。
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东首府济南。兄弟俩到了那里，正经是费了不少牛力，东奔西跑，拉过洋车，扛过大件，当过警察，卖了不知多少苦力，受了不知多少煎熬，但是只有叔父在济南好歹找到了一份工作，立定了脚跟，但也像是石头缝里的小草，竭尽全力挣扎着。于是父亲只好回家务农。叔父留在济南挣钱，希望早晚能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能让人另眼相看，也算为祖辈和自己争一口气。
季羡林出生之后，家庭状况更加恶化。吃的东西越来越差，红高粱面饼子是家常便饭，硬得让人难以下咽。穷得买不起盐，只好在盐碱地上把土扫起来，放到锅里煮一煮，如此出来不少咸水，用来腌咸菜。这样的咸菜往往是又咸又涩，就着高梁面饼子，更加难以下咽。要是能吃到一点玉米面饼子，那绝对是稀见的珍品，季羡林为此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但为了吃到一顿玉米面饼子，季羡林还真得费点脑筋。过年时，吃一次白面馒头或黍米做出的黄色年糕，他简直眉飞色舞起来，就像是吃到了龙肝凤髓。
季羡林小时候，在老家有两个要好的小朋友，一个叫杨狗，一个叫哑巴小。杨狗是1910年生人，这年是狗年，农村人家为了让孩子好养．便给孩子起一些猪啊狗啊的名字。哑巴小简直就没有名字，因为是哑巴的儿子，人们就把他叫哑巴小了。
三个孩子都是穷人家出身，谁也不嫌弃谁，在一块儿玩的时候，总是很痛快。夏天是他们最高兴的时候，他们经常光着屁股在一起玩。村南头一户人家的屋后，有一个大水坑，他们每天的必修课就是一头扎进去，凫水摸虾，或者抓知了。他们不见不散，几乎天天泡在一起。
杨狗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官庄，他一辈子都是农民。他一直活到20世纪80年代。而哑巴小后来居然去当了山大王，练就了一身硬功夫，蹿房越脊，飞檐走壁。他杀富济贫，颇英雄了一阵子。有一次作案时．被官府捉住。在十冬腊月里，他被剥光了衣服捆起来，再倒上凉水。吊到大梁上，冻了一个晚上，竟然还活着。他被本村人视为英雄，因为他杀富济贫，但是从来不偷本村人家的东西。
这个村子，住的大多是穷人。邻居家有认得个把字的。就算是村子里的文化人了。六岁以前，季羡林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他教给季羡林的大概只不过几个字罢了。连《千字文》、 《百家姓》之类的东西，都没有教过。马老师可以算是一字之师，或是几字之师了。但是无论如何，他是季羡林可以称得上老师的第一个人。
六岁的孩子，在村子里能干些什么呢?在这一年的夏天。季羡林常干的事情是：黄昏以后，他到苇子坑的场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夜晚和小伙伴到村子外去捉知了。他们在老柳树下，点上一堆篝火，然后将柳树拼命地摇动，树上的知了纷纷飞落到篝火里。他们乐得不知回家。也有时候，他会跑到水坑里去玩水，光着屁股在水里玩个痛快，连身上沾满了泥水也不在乎。
就在这一年，他在济南的婶母回到了官庄。当时济南已经有些政局动荡了，清平老家的父亲，怕在济南的叔父出事，就赶着一辆马车，进了济南，想把叔父一家全接到清平避难。但到了济南一看，叔父正在黄河河务局上班，脱不开身。季羡林的父亲也不再迟疑，把婶母和秋妹接到了清平。季羡林的婶母到了清平所看到的，就是浑身泥猴一般脏兮兮的侄子，上树爬墙，追逐嬉闹。秋妹看到比自己大几个月的堂兄，也是一个光屁股下河沟洗澡的泥猴。婶母便和季羡林的父亲商量，这孩子在村子里这样下去，永远也不会有出息的，干脆让他到济南吧，或许还能成块材料。父辈老季家就他一个男孩，他是季家唯一的希望。父亲当即决定，等济南稳定下来，就把孩子送到济南。

我们在这里庆祝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建立60周年、季羡林先生执教60周年暨95华诞，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60年前，东方世界尤其是中国，还是受人欺凌的地方，东方学是一个在中国甚至都无人问津的领域。而在季老的领导下，在东方学者经过60年的长期努力下，东方学从无到有，已然成为今天的显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受人瞩目。诚如东方学研究院所说，季老“宏文大著，流传于天下；道德文章，享誉于神州”。作为季老的学生，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聆听季老的教诲，如同醍醐灌顶，坐受清凉；如同甘露滋心，茅塞顿开。有读者说季老“有空明高蹈之气、贯通博雅之学、深邃峭拔之思、颖慧奇绝之悟，在多学科多领域建树卓著”，“是誉满中外的宗师泰斗，其有磊落嵌签之行、敏辨通融之理、旷达疏宕之情、槌幽击险之才，纵横开阖之笔。对中西方文化研究功德无量。……出手就是一种风范，亮相就是一座峰峦，其言其文都会在历史文化屏幕烙上耀目的印痕，都会在历史隧道深处发出绝妙的回响”。在今天这个场合，我们东方学系的学子更应该感谢季老。是季老在中国开创了东方学这门学科，中国的东方学是和季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左传》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季老常年坚信宋儒张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几十年坚守如一，如泰山之固，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并重。这也是季老“仁者寿”的秘诀。季羡林研究所成立时给先生送的花篮献词是，祝季老寿过期颐、茶寿必至。这代表了学者和民众对先生的祝愿。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7月29日去301医院探望他的时候，当听到季老说要活到108岁时，非常高兴。这是国家对先生登茶寿的期望。
季老今天已经95岁高龄，他“耳虽不太聪，目虽不太明”，而且自嘲为“四半老人”，但仍然又读又写，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自己，欲罢不能。正是为让中国文化的薪火传下去，他承担着延续国家文化的重任。
季老一生孜孜砣砣，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做着贡献。他坚持，没有新观点，决不写文章。对于我们这些后学者，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张中行先生生前说过，季老“会的太多，而且既精且深，我等于站在墙外。自然就不能瞥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对季老的学术贡献进行总结。非我学力所及。尽管会挂一漏万，我还是愿意对季老80岁以后提出的新观点稍加梳理。季老主张，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决不容许歪曲事实，削足适履，以求得适合某种教条主义的“论”。因为这种观点，有学者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群体初步划分为“底蕴论派”、“资源论派”、“诠释论派”，季老因为一贯反对“以论代史”的意识形态研究方法，而被划为持相对传统、本位立场的“文化基调论”学者——“底蕴论派”。季老注意到过去的中国历史，只偏重于写黄河文化，认为黄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而忽视了其他地域文化。他认为黄河流域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但是最晚到了周代，楚文化和南方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至少可以和北方文化并驾齐驱，而且与域外的交流也有了一些。季羡林先生注意到最近的考古发掘在南方各地发现了许多新东西，这证明南方文化、长江文化当年水平相当高。楚文化、长江文化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因此才能产生像屈原这样伟大的作家。如果北方文化、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能够结合起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写起来就全面了。
先生认为，考证是做学问的必由之路。考证用得着胡适先生说过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是不受旧有的束缚，敢于突破，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发挥自己的幻想力，提出以前没有人提出过或者敢于提出的假设。但是假设提出之后，要加以检验，有的假设要逐步修正，使之更加完善，有的假设必须完全扬弃，重新再立，重新再受客观材料的考验。这叫小心求证。先生写的学术文章都要提出新的看法。为了严密。先生经常被迫修改自己的假设，个别时候甚至被迫完全放弃。先生郑重声明：鹦鹉学舌，非我所能；陈陈相因，非我所愿，考证要达到的目的，无非是寻求真理而已。
季老本来是一个喜欢考据不喜欢义理的学者，到80多岁以后，却“老年忽发义理狂”，突然喜欢起义理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十多年来发表了多篇谈义理的文章，其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论。专就东、西文化而论，他主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认为辉煌了二三百年的西方文化已经是强弩之末，它产生的弊端贻害全球，并将影响人类的生存前途，20世纪末可能是由西向东的转折点。季老至今已经发表了多篇涉及到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内容的谈义理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主旨是在“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大背景下，提出了“不薄西方爱东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方文化将再现辉煌的“河东河西论”。
他认为宗教会适应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而随时改造自己，改变自己。宗教。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一方面能满足人们对宗教的需要，一方面又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才能在社会上保持活力。宗教是人生的一种需要。宗教需要有多种含义：真正的需要、虚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属于需要的范畴。宗教的消灭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甚至可以说，国家、阶级先消灭，宗教后消灭，即使人类进入共产主义以后，在一定时期内，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想法，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着。对任何宗教，一方面不能去提倡，另一方面也用不着故意去消灭。如果有什么地方宗教势力抬头了，一不张皇失措，二不忧心忡忡。
他主张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创造的。不能说一个地方产生文化。否定文化一元论，并不是否定文化体系的存在。文化体系是具备“有特色、能独立、影响大”这三个基本条件的文化。他认为世界文化共分为四个大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希腊罗马欧美文化。希伯来文化很难成体系，不是属于伊斯兰文化的先驱归入伊斯兰文化，就是和希腊文化合在一起，所以不是独立的文化体系。这四个文化圈内各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大的文化，同时各文化圈内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又都是互相学习的，各大文化圈之间也有一个互相学习的关系。承认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和承认有文化体系是不矛盾的。季老发前人之未发，深刻地指出：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没有文化交流简直不能想象今天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而文化交流的范围是广阔无垠的。既包括物质文化的交流，也包括精神文化的交流。中国自先秦时代起，就不断地与周围对内对外进行交流。对内是各民族之间进行交流。对外是与周边国家进行交流。世界上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构成的东方文化，和希腊罗马乃至欧美文化构成的西方文化之间不断地进行文化交流，形成了今天世界上灿烂辉煌，千姿百态，各具特长而又互相联系的文化，给全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幸福和繁荣。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中国文化在汉唐时代如日中天，既吸收外来文化，又把自己的优秀文化毫无保留地送给东西方的其他国家，罗盘、火药、造纸、印刷传遍了整个世界。80多万字的中外《糖史》是他文化交流的代表作。
这些新观点已经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影响越来越大。
至于季老的专业领域印度学，几乎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有新创见，不断被人引用。佛学史领域，先生是国内外为数有限的，能真正利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学学者和语言学家。在吐火罗语研究领域。先生的贡献填补了国内外的空白。在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面，作为这项研究的代表作，他主持完成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和《大唐西域记今译》，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对各种外语的翻译工作，先生的贡献同样出色。先生在艰难的条件下，开始翻译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积5年之久，译完这部巨著，出版后引起学术界重大反响，获我国有史以来第一届国家优秀图书一等奖。他对比较文学多有建树，且独树一帜。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法国学派着重研究直接影响，美国学派着重研究平行发展，是影响最大的两个学派。但这两个学派都有弊病，专研究直接影响者，失之太狭，专研究平行发展者，失之太泛，且两派都轻视东方文学。他们的比较都是限于在同一文化体系内进行，这是近亲比较，比来比去。比不出什么名堂，因此两派都失之闭塞。先生主张，应力矫这两个流派的弊病，融和二者之长，去其偏颇，走出我们的一条新路来。先生强调，要先做点扎扎实实的工作，从研究直接影响入手，努力细致地去搜求材料，在西方各国之间，在东方各国之间，特别是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从民间文学一直到文人学士的个人著作中，去搜求直接影响的证据，爬罗剔挟，刮垢磨光，一定要有根有据，决不能捕风捉影，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归纳出规律性的东西，借以知古，借以鉴今，期能有助于我们自己的文艺创作。这样，就有可能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应该认识到，没有东方文学的参与，比较文学就是不完整的比较文学。先生不仅是学界泰斗，而且还是一位文学家，一位作家。他的散文创作。是当代文坛上的上乘之作。先生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同写作风格兼收并蓄，都有所汲取，如《史记》的雄浑，六朝的浓艳，陶渊明、王维的朴素，徐(■)、庾(信)的华丽，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流畅灵动，《红楼梦》的细腻，《儒林外史》的简明，先生注意到无不各擅胜场，但对这些优秀的文学风格，先生并不是加以模仿，而是在继承先人风格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春满燕园》、《法门寺》、《清塘荷韵》等都是脍炙人口、百读不厌的名篇佳作。
季老在这些方面的贡献，在座有很多专家比我更清楚，不容我在这里多所置喙。
冯友兰先生有句诗：“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人类文明是一把真火，古往今来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人，都是呕出心肝，用尽脑汁才把这把真火一代代传下去。我们对季老开创的事业，也要这样一代代传下去。
蔡德贵
2006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