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这是作者积12年功力推出的又一部佳著。
这里写了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的生存处境。
这11位教授都是“天子脚下”的台风眼里人。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诸位先生都是北京大学的“头面人物”，蔡旭、陈垣两先生则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这里的记述乃是根据当时官方材料的记录和大量原始档案，复原出旧日“景观”。虽然事隔半个世纪，但并非“往事如烟”、“流年碎影”一类个人记忆，而具有历史化石的意味。这11位教授的命运，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更缩影了中国教育、中国文化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悲剧的一幕。

陈徒手，本名陈国华，福建福州人。1961年12月出生。1982年2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
主要从事知识分子专题资料的收集，著作《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国文坛纪学》推动了国内口述史研究。

我读了陈徒手先生的《文件中的王瑶》，让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过去的年代。群众性大揭发大批判的大字报劈头盖脸而来，昭琛不断地写“自我检讨”，作“自我批判”，没完没了地交代自己的问题。一家人生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样的日子不能再有了。
——杜琇（王瑶夫人）

读到陈徒手先生《冯友兰：哲学斗争的个人挣扎史》一文，真觉难能可贵。这篇文章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环境。只有了解了真实的情况，才能明白个人的处境是多么艰难，从而做出正确的评价。我们需要这样的文章。希望作者写出更多的好文章。
——宗璞（冯友兰之女）

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多半知道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普遍流行“知识分子改造”一说，但具体的经过，怎样从各高校发轫，往往就不得其详了。
这本书，让我们重温那段历史。11位教授的命运，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更缩影了中国教育、中国文化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悲剧的一幕。
——邵燕祥

俞平伯：1954年的抵制和转弯
马寅初在北大的苦涩旧事
陈垣校长入党前后波澜
冯友兰：哲学斗争的个人挣扎史
汤用彤：五十年代的思想病
贺麟：转型时代的落魄和转机
周培源：坚辞背后的酸辛诉说
傅鹰：中右标兵的悲情
文件中的王瑶
蔡旭：大跃进“小麦王”的苦恼
冯定：大批判困局中的棋子
后记

李、蓝文章见报后，俞平伯的抵触情绪是很明显的。文学所党总支所写的《对俞平伯学术思想批判情况的调查》（1954年，月日不具）一文中，汇总了俞先生最初的零星反应和态度：对俞的批判展开以后，俞感到问题严重，情绪很波动，公开抗拒。他说：“他们原来要搞我，搞吧。我不再写文章总行吧。”又说：“我不配研究《红楼梦》，也不配研究古典文学。”曾一度闭门谢客，深居简出，甚至不接电话，不参加会议。
他表现苦闷，安若无事，内心紧张，蔑视，看不起。
如说：“他（指李、蓝）说我唯心，我看曹雪芹就是唯心，曹雪芹不比我俞平伯更反封建。”他认为李、蓝对《红楼梦》的估价太高了。他说：“《红楼梦》自发表以来并没有起好作用，如果没有色空观念，可能还好些，所起的都是坏作用。”“他们说宝、黛二人有煽动性的叛逆性格，捧得太过火了，这不符合历史的现实。”又说：“如果真有，贾宝玉应该参加革命去了。”这不像话。
1954一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北京市委给中央写了一篇有关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观点的思想情况的报告，其中这样归纳总结了俞平伯的活动近况：“俞平伯有一个时期情绪紧张，表现消极，闭门谢客，不接电话，也不出席北大文学研究所《红楼梦》讨论会，并曾不满地表示，‘我不配研究《红楼梦》，也不配研究任何中国古典文学，以后我不再研究了。”’1955年1月3日市高校党委会编出《关于开展学术讨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观点的工作》的动态简报，其中提道：“文学研究所先后举行了六次会议，针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何其芳、毛星等同志都作了长篇发言，会议对大家的教育很大，俞平伯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众人长时间的围攻之中，俞的不服气和倔强极为显目。
波澜所及，一些老教授暗地里有了一些抵触和不安。如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广铭说，现在老教授写文章就是犯罪，我如发表文章就有成为俞平伯的危险。山东大学一学生将批判陈寅恪论韩愈的著作的文章投给《人民日报》，后在《历史研究》刊发，历史学者向达、翦伯赞、季羡林等读后都担心陈寅恪因受刺激而有自杀的可能，翦伯赞直言“会引起很大的波动”，向达非常不满地对翦伯赞说：“现在年轻人自己搞不出东西倒来批评别人。”（见1955年1月20日市高校党委简报第53期）这些报告在中央领导层中传阅，俞平伯不配合的消极态度给高层留下较深的印象，如何谨慎处理俞平伯及一批教授的思想问题而不陷入僵局，高层由此也有所警觉和筹划。
运动启动后，对俞平伯负面的汇报始终不断，其中最突出的是他所表露的委屈不平的情绪，如俞说：“权威也不是我自封的，文章也不是我自己要写的，是为了社会的需要，是报纸、杂志要我写的。为了应付他们，才随便写了些文章，接着问题也来了，现在悔之晚矣。”文学所总支分析话语中的潜台词是：“你们把我捧起来，现在又批评我，是有意的打击，我不应该做典型。”俞再三强调自己所做的多是古籍整理和考证工作，不必用马列主义。他憎恶外界有人说他是“伪装”“背进步包袱”，他说：“我做整理工作，自觉很仔细，很认真，没有错误。我原来就没有运用马列主义研究，为何要批判？”权威性一下子被打倒，他的挫折感是很强烈的。他说：“三十多年来的研究一场空，学术上被全部否定，一切都空了，再也抬不起头来。”他曾向人说风凉话：“这次批判，我的书反而一卖而空，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党总支对此予以评论：“这是一种幸灾乐祸的消极抵抗。”据北京市高校党委了解，俞平伯所著的《红楼梦研究》一书在北京市面上已买不到，胡适写的《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等书籍在旧书摊上均涨价三分之一。
1954年10月全国文协召开座谈会，俞平伯出席并作了检讨，与会者反映其发言态度还算诚恳。但文研所10月28日讨论时，俞平伯却躲避在家中未参加，只是委托好友、同所研究员余冠英在会上转述其大意：“我赞成这个运动，并没有误解这是对我个人，而且我要写文章，把我三十多年来研究《红楼梦》的工作总结一下，看看有多少错误。直到现在我对《红楼梦》的正式研究尚未开始，而乱写文章是由于社会需要，现在悔之晚矣。”他对报纸上发表有关胡适与他往来的文章有顾虑，认为这样容易引起误解，以为他有政治问题。（见市高校党委1954年11月11日《讨论红楼梦问题的各校动态》）俞平伯此时最害怕的是在政治上被否定，怕被人说成是反动的胡适思想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几次在会上替自己极力辩解，觉得对自己的批判方向不对头：“胡适对我并没有多大影响，与其说胡适对我的影响大，不如说周作人对我的影响更大些。”俞平伯还私下披露，助手王佩璋所代写的文章，有些看法也并非王佩璋自己的意见，而是胡乔木的意见。
党总支分析说：俞身边的落后分子说了一些挑拨的话，对俞也有不利的影响。而吴同宝（即吴小如——作者注）则披露：“党内有名单，准备有计划的打击，第一名就是你。”还有人表示：“你拿的稿费太多了，所以要批判。”其实这些言谈都是私人性质，但很快均被单位总支所掌握，可见党组织对俞及其社会面的控制和了解是很全面和有效的。
在1954年底北京市委致中央的《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对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观点的思想情况的报告》中，集中汇报了高校党内外、特别是文史哲教授的最新动态，也首次谈到知识界部分人士对运动的异议和不解：
许多教授对目前展开的对俞平伯的批判有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或者愤愤不平，或者顾虑重重。开始时有些人对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很轻视，认为李、蓝是“教条”、“扣帽子”、“断章取义”。北大中文系讲师吴同宝说：“俞先生看了会一笑置之。”到批判展开后，许多人就紧张起来，感到压力很大，唯恐再来一次“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因此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受胡适影响较深的，纷纷表明态度，企图过关。经过解释中央关于学术批判和讨论的方针后，他们这种怕斗争的紧张情绪才基本消除……
有些人认为斗争得过火，北大教授游国恩说：“袁水拍的文章太尖锐了，照袁的说法，《文艺报》就不应该与老头子打交道了。”向达说：“现在要提高青年人的气焰，只许说好不许说坏。”汤用彤中风后，北大中文系教授章廷谦说：“汤老头子的病还不是批判胡适搞出来的。”有些人表现消极，表示“以后不敢写文章了，写了要挨批评”。有些人不服气地说：“都是一边倒，这不叫学术讨论。”……
有些人惋惜俞平伯“三十年的心血付诸流水”，多方为俞辩解。北大文学所研究员范宁说：“俞平伯从来不谈马列主义，对他没有什么可批判的。”章廷谦说：“俞平伯写东西的出发点并不是坏的，就是没有和政治联系起来。”林庚说：“俞平伯以前的水平也只能写这些了，李、蓝的文章也有一些小问题。”
俞在九三学社等处的检查虽然认识很差，有些人就赶快为俞开脱，说他检讨得虚心、诚恳，而对其内容则很少深究。
北京市委认为知识界人士的反应以消极敷衍居多，急于与胡适划清界限，多方设法逃避过关，不少人还对俞平伯挨批表示同情的态度。而此时运动积极分子涌现得并不多，高层领导所期待的新生力量即青年教师则心虚，胆怯，没有勇气对教授的一些错误的学术观点提出批评，呈现了相当程度的怯战现象。
从总体来看，学术界当然取积极配合之势，但也显露芜杂、应付之态。系里党员动员北大哲学系主任金岳霖写文章批判胡适，金说：“参加参加中文系座谈会算了。”直到11月初，中宣部中层干部于光远打来电话，嘱他发起批判胡适，他才找了汤用彤、冯友兰、邓广铭、石峻等教授开会，仓促地给每人分配题目分头写批判文章。金还在会上表示：“俞在政治上与胡不同，要注意，不然会影响团结。”北大历史系主任、党内资深专家翦伯赞认为过去学术界思想水平太低，对青年人确实重视不够，有过偏之处，确有开展批评的必要。翦还说，李、蓝的文章是周总理发现并首先提出来的。（见市高校党委l954年11月11日《讨论红楼梦问题的各校动态》）此说与事实不符，也说明当时上下信息不通、了解有限的政治生态特点。
高校的纷争乱象开始呈现，人人自危，相互牵扯。北师大中文系教授李长之准备写三篇文章，分别是批判俞平伯、胡适和检讨自己。而北师大中文系主任黄药眠却把批判目标对准李长之，认定李长之在《文学遗产》所发的有关陶渊明的文章有问题。黄布置下属印发李的文章准备讨论，展开斗争。北大中文系教授魏建功感喟道：“‘三反’是脱胎换骨，这次要刮骨疗毒。”同在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周祖谟只能拿王佩璋替俞平伯写文章之事作为批判的话题，说俞找别人写文章、署自己的名字是严重的剥削行为，而自己未能很好劝阻，必须做出诚恳的检讨。（见1954年l1月11日高校党委简报《讨论红楼梦问题的党内外思想情况》）
中共高层很快提出对俞平伯的处理精神，基层党组织总结为十六个字，即“说明政策，解除顾虑，稳定情绪，端正态度”。
首先出马的是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他在作协学习会上发言说：“批判俞平伯先生，当然只是批判他的错误观点，而不是要打倒这个人。他在政治上是拥护人民民主专政，赞成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文学所总支认为周扬的适时表态对在场的俞平伯是个很好的安慰，由此党总支又弓I申了周扬之意，肯定俞先生是为人民服务的，强调胡适则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敌人。
何其芳根据上级的精神发表了《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一文，在主旨上指出俞的思想和方法受到胡适的影响，但也列举不少事实证明俞在学术研究上有可取之处，譬如证明《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后四十回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及前四十回、保存了悲剧的结局等等。党总支征求俞平伯的读后感，俞坦诚地表示，“这篇文章很全面，批评得很中肯，自己颇觉满意。”
俞注意到《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和《文艺报》紧接着也受到报刊的批评，颇感意外。他说：“现在知道不只是党外有问题，党内也有问题。思想问题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
俞平伯是九三学社的中央委员，又在文化人居多的沙滩支部过组织生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是俞的大学同学，他希望对俞多做安慰、鼓励和开导工作，不要产生对立l隋绪。九三学社沙滩支部为此开了五六次会议，一直对俞表达这样一个意思：批判不会有损失，只要能接受批评，学习了马列主义，对自己会有提高，如掌握了马列主义，今后的研究工作可能会做得更好。
沙滩支部成员王鸿鼎在会上说，苏联有一学者叫瓦尔加，在研究帝国主义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受到批评，后来改正了，他的书获得了列宁奖金。俞平伯听了这个故事，颇为触动，连声说“同意同意”。
据九三学社汇报，沙滩支部中的学者多愿意以现身说法来做启发和开导工作，如孙寿萱主动表态：“我受胡适的影响很深，说明他的危害性很大，应肃清影响。”同是研究古典文学的阴法鲁、廖可兑都说自己有错误，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研究工作才能提高。他们还建议俞先生多看看报纸上发表的批判文章，多找人谈谈。
俞平伯对行事和风细雨般的九三学社没有什么抵触，反而觉得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他最早的检讨书就是在九三学社的学习会上宣读的，而且事先把初稿打印出来，请大家提了许多意见。他说：“在这里我得到帮助很大。我必须投身到运动中去，正视自己的错误，欢迎一切批评，要改造自己。”
就在此时，何其芳向中宣部提议，让领导在适当场合出面，指出所谓俞“垄断学术资料”的言论不实。很快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国文联、作协联席会上做长篇报告时插空当众做了解释，等于在这个事实上变相为俞平反澄清。
……

没有真相就没有历史。这本书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即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的历史背景下，写了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学者、专家的生存处境。其中除任职北京农业大学的蔡旭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垣两先生外，俞平伯、王瑶、傅鹰、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几位先生都是北京大学这个“天子脚下”的台风眼里人。按照毛泽东的习惯说法，他们都是“头面人物”，故他们的经历有相当的代表性。尤其难得的是，虽然事隔五六十年，却非道听途说，乃是根据当时官方材料的记录。姑不论对相关情况的表述（包括当事人的一句玩笑半句牢骚）因来自巨细无遗的层层报告，而是否或有失真之处；至少其中对人、对事的判断、定性以及处理意见等等，的确见出各级党委当时当地的真实立场和态度。由此复原的旧日景观，便不同于“往事如烟……流年碎影”一类个人记忆，而具有了历史化石的意味。史贵存真，这是我们可以据以回顾那一段岁月，并从中得出相对接近真相的认知的前提。

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多半知道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普遍流行“知识分子改造”一说，但具体的经过，怎样从各高校发轫，往往就不得其详了。我们一般的小知识分子，当时不在高校的，也只是在1952年前后一段时间里，从《人民日报》上不断读到全国有影响的知名教授、学者、专家或长或短的自我批判自我贬损，就他们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和各人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承认前半生走的是错误道路，表示今后要服从共产党领导，彻底改造思想云云。那是在建立新的全国政权之初，伴随着“三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借助于朝鲜战争和随后国内针对资产阶级的“三反”“五反”运动大张旗鼓之势，首先在国家机关和高等院校发起以清理组织为目的的“忠诚老实学习”，对人们的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社会政治关系，以及个人和亲友的经历和政治面貌进行了一次普查，记录在案；与此同时，把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高校，是在校党委或加上工作队领导下，经过“左、中、右”排队，选出重点，发动学生向重点人物提问，形成围攻，要求他们在小会大会上反复检讨交代，最后始得在群众大会上“过关”，甚至还不得过关。当时使用了从延安带来的政治熟语，如“脱裤子”、“割尾巴”之类，这叫“洗热水澡”，非重点人物也要“洗温水澡”。总之，必欲达到整风报告中说的打掉知识分子架子的目的，也就是大大伤害这些人的自尊心而后已。

然后大范围的全国性高校院系调整，既是对苏联教育体制“一边倒”的照搬，也是对原有高教系统的大拆大卸，以体现改天换地的革命性，如将某些课程、某些系别指为资产阶级性质加以取缔，独尊“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是对教学人员的又一次排队和筛选。

院系经过调整，各类教学人员，特别是大大折腾了一番的高级知识分子，此时喘息甫定，可以趁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基本好转，即将开始五年计划建设的大好形势，而安下心来，好好从事教学和研究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