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

★ 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作品

★ 融合传记、艺术与历史，近百张经典漫画+解读

★ 十个主题详解丰子恺的一生和他的时代

★ 在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完整描画丰子恺

这是一部融合了传记、艺术和历史的作品。讲述了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政治动荡中，出现的最有天赋和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丰子恺的生平。作者在书中呈现了一幅交织并行的图景：作家、画家、翻译家丰子恺的生活和20世纪中国动荡的历史。他考察了丰子恺审美眼光的形成，以及它如何与中国传统及当代的文化背景相联系。

作者认为，丰子恺的写作与绘画根植于自我表达的哲学。难以归类的丰子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谜：他同情劳苦大众，并得到很多政治化的知识分子的认同，但也是个浪漫的人；他是虔诚的佛教徒，是自然和儿童的近距离观察者；他的艺术看似温和，却常常传递着强烈的信息。在众多关于丰子恺的著作中，《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检视丰子恺在五四作家和知识分子中的位置，在中国的艺术、宗教和文学传统的背景中讨论他的位置。

作者简介：白杰明（Geremie Randall Barmé），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文化批评家、汉学家和翻译家，也是电影制作人，现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17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史。主要作品有《西洋镜下》《赤字：当代中国文化论》《紫禁城》等，还翻译了巴金、杨绛等中国作家的大量作品。代表作《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曾获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

译者简介：贺宏亮，1975年生，文学学士，公共管理学硕士，文史研究者。现居成都，任职于四川省通信管理局。

丰子恺的成就，或许是在20世纪变幻无常的政治中始终保持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当许多人在艺术创作与政治活动之间进行痛苦的选择时，他没有完全被现实击溃，也不为历史所出卖。

——白杰明

艺术的描写，不必详细，只要得到事物的精神即可……（丰子恺）用寥寥的几笔写出人物的个性。脸上没有眼睛,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看什么；没有耳朵，可以看出他在听什么，高度艺术表现的境地，就是这样！

——泰戈尔

丰子恺确实是20世纪动乱的中国最坚毅笃定的文艺大师，在洪涛汹涌中，默默承受时代的灾难，从来不彷徨呐喊，不尖酸刻薄，却又于无声中批驳喧嚣的世俗，通过绘画和文学，创作和翻译，沉潜人类心灵的精极，揭发宇宙的奥秘，生命的无常和可贵。

——杨牧

引言 1

这本书不单纯是一部传记，不仅仅是根据文字资料如实记录一段生活，它更为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一位文人、艺术家生命的描述，讲述更多的故事，反映一个时代的历史。

第一章 师自然 13

写生自然，他把这叫作“师自然”。这是对唐代画家张璪（8 世纪）首倡的著名美学观点“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重新阐释。那段时间，尽管丰子恺还不能探究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源泉，但在李叔同的指导下，他在杭州的自然天地间尽情地寻找着艺术的灵感。

第二章 东渡日本 46

丰子恺离开日益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却又不断经受政治骚乱和工商业抗议的上海，只身搭乘轮船前往大正时代的日本首都东京。自五十年前明治维新开始，这座城市的景观已经大大改观。日本帝国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推动了范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现代化，引发了一场城市革命，创建了一个充满活力、光明和喧嚣的大都市。

第三章 抒情漫画家 72

因为它们只是记录一种感想，暗示一种真理，而并无其他作用。因此，这种画表面都平淡，浅率的人看了毫无兴味，深于情感的人始能欣赏。所以说这是最艺术的一种漫画。

第四章 古诗新画 100

诗意与图画的结合，以及配以题跋的诗词—无论这些文字是出于画家本人或假以他手，自宋朝起就已成惯例。在丰子恺早期发表的作品中，用线条表现中国古诗的画作就属于此类的典型。它遵循文人画或墨戏，特别是诗画结合的传统。丰子恺将其称为“文学的艺术表达”。

第五章 儿童崇拜者 131

我的孩子们！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痴心要为你们永远挽留这黄金时代在这册子里。然这真不过像“蜘蛛网落花”，略微保留一点春的痕迹而已。且到你们懂得我这片心情的时候，你们早已不是这样的人，我的画在世间已无可印证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第六章 护生与存我 161

“护生”就是意识到你只是所有生命中的一分子。“情与无情，犹共一体，况同类之生乎！……知画，则知心矣；知护心，则知护生矣。吾愿读是画者，善护其心。”

第七章 市镇与山林 196

对一些知识分子而言，紧随五四个性解放时期而来的，是个体竞争和成功的压力，以及对于“可怕城市”的反叛。他们在寻找回家之路，试图恢复一种更好更和谐的社会。很多人发现，在农村能够找到解决个人焦虑和困惑的答案。

第八章 中国视角 240

只有艺术家在自己身上重新发现传统，并在自己作品中找到表达它的方式，艺术传统才能传承下去。如果艺术家只是机械地重复惯例，即“泥古”，而没有展现出任何个性，那么，毫无疑问会沦为可悲的盲从。传统，是过去再生于现实的“我”中。写生，是“我”生于对象的现实中。

第九章 解放之后 273

对佛教一如既往的虔诚，使他和一些人维系着友情，这让他在新时代的躁动与混乱中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抚慰。

第十章 迟来的爆发 315

每次丰子恺总会给他一个封好的信封，让他藏好回家再拆，每个信封内装着一两幅画。周周如此，从不间断。不到两年，胡治均存画已有七十多幅。1971 年秋的一天，丰子恺送给胡治均一个亲手糊制的大信封，上面用铅笔写着“敝帚自珍”四个大字。

尾声 艺术的逃难 347

丰子恺最大的成就，或许是在20 世纪变幻无常的政治中始终保持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当许多人在艺术创作与政治活动之间进行痛苦的选择时，他没有完全被现实击溃，也不为历史所出卖。

第一章 师自然

1937年年末，日本侵略军向素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浙江省发动空袭，丰子恺和家人被迫逃亡。这位三十九岁的艺术家希望在浙西金华汤溪镇找到避难之所。二十年前，他在日本求学时第一次听说丰氏远祖曾在那里生活。

丰子恺在东京留学时偶然遇到一位叫丰惠恩的年轻人，他也来自浙江，并与丰子恺同姓，很快他们发现彼此竟是远亲。丰惠恩告诉丰子恺，汤溪有个村庄，村里所有人都姓丰。汤溪丰氏可以追溯到九十代之前的商朝（约公元前1000年）。丰子恺家族所属的这一分支则在17世纪40年代明末满族入主中原时，迁徙到浙江东北部大运河边上的石门湾镇，丰子恺就在这里长大。三百年后，又是一个政权飘摇之际，家园再一次面临侵略者的威胁，丰子恺把汤溪丰村想象成一处田园般的避风港，那里僻静深幽，远离已经席卷往日乐园的动荡和战争。他把这个“听来的故乡”当成了4、5世纪诗人陶渊明（又名陶潜，365？—427）笔下的桃花源。

其中定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和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情景。

陶渊明的田园诗描绘出一个远离沧桑的避难所，那里的居民快乐而自在地生活。几个世纪以来，这些诗歌深深打动了无数诗人和艺术家。2然而，几经思考，丰子恺决定放弃寻找桃花源的想法。他考虑到，一辈子绘画和写作意味着他已“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担心毫无劳动技能，无法适应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将使逃难的家人在丰村根本不受欢迎。事实上，汤溪在19世纪的太平天国战争中已经被破坏得满目疮痍，虽然已近七十年过去，但仍未完全恢复。丰惠恩也早已离开汤溪，在充满机会的沿海城市上海勉强度日。而现在，上海也被日本人占领了。

逃离石门湾，寻找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可能是丰子恺在20世纪战乱的中国寻求慰藉时最始料不及的情景。他曾不止一次把抗战期间全家在战乱和动荡中寻求家园的苦难历程称为“艺术的逃难”。然而，颠沛流离之中的因缘际会、死里逃生、意想不到的深情瞬间、孤独的思索、突如其来的贫困和意外之财，都令丰子恺感到，逃难的岁月对他这样修习佛教的人而言，也如同一场宗教的流亡。4在流亡之中，虽然失去了熟悉的家园，但无论去到哪里，他都能找到心灵的家园。

1898年，丰子恺出生在浙江省东北部崇德县石门湾。5石门湾的意思是“河弯处的石头门”，此名源于春秋时（公元前500年）吴国和越国在此地垒石为门，作为界线。石门湾镇位于京杭大运河向北的转弯处，丰家的房子就在离运河仅一百米的支流旁。直到19世纪中叶，这条连接帝都北京和省府杭州的大运河，都是从富庶的南方向帝都运送漕粮和官盐的交通要道。物资源源不断地往来运送，官员、行商和手艺人川流不息。这些物资不仅运往北方，也运往其他繁荣的商业中心，比如邻省江苏的苏州。

石门湾镇是清朝皇帝南巡时的驻跸之处，战略地位令它总是在地区争端中首当其冲。这里的水路错综复杂，农田肥美，丰子恺将它称为“安乐之乡”。1937年，丰子恺离开了出生地。后来，他曾充满怀念地详细描述坐航船沿着大运河去其他城镇和省府的愉悦之旅。

（运河）经过我们石门湾的时候，转一个大弯。石门湾由此得名。无数朱漆栏杆玻璃窗的客船，麇集在这湾里，等候你去雇。你可挑选最中意的一只。一天到嘉兴，一天半到杭州，船价不过三五元。倘有三四个人同舟，旅费并不比乘轮船火车贵。胜于乘轮船火车者有三：开船时间由你定，不像轮船火车的要你去恭候。一也。行李不必用力捆扎，用心检点，但把被、褥、枕头、书册、烟袋、茶壶、热水瓶，甚至酒壶、菜榼……往船舱里送。船家自会给你布置在玻璃窗下的小榻及四仙桌上。你下船时仿佛走进自己的房间一样。二也。经过码头，你可关照船家暂时停泊，上岸去眺瞩或买物。这是轮船火车所办不到的。三也。倘到杭州，你可在塘栖一宿，上岸买些本地名产的糖枇杷、糖佛手；再到靠河边的小酒店里去找一个幽静的座位，点几个小盆：冬笋、茭白、荠菜、毛豆、鲜菱、良乡栗子、熟荸荠……烫两碗花雕。你尽管浅斟细酌，迟迟回船歇息。天下雨也可不管，因为塘栖街上全是凉棚，下雨是不相干的。这样，半路上多游了一个码头，而且非常从容自由。这种富有诗趣的旅行，靠近火车站地方的人不易做到，只有我们石门湾的人可以自由享受。因为靠近火车站地方的人，乘车太便；即使另有水路可通，没有人肯走；因而没有客船的供应。只有石门湾，火车不即不离，而运河躺在身边，方始有这种特殊的旅行法。然客船并非专走长路。往返于相距二三十里的小城市间，是其常业。盖运河两旁，支流繁多，港汊错综。倘从飞机上俯瞰，这些水道正像一个渔网。这个渔网的线旁密密地撒布无数城市乡镇，“三里一村，五里一市，十里一镇，二十里一县”。用这话来形容江南水乡人烟稠密之状，决不是夸张的。我们石门湾就是位在这网的中央的一个镇。所以水路四通八达，交通运输异常便利。我们不需要用脚走路。下乡，出市，送客，归宁，求神，拜佛，即使三五里的距离，也乐得坐船。

石门湾位于浙江省的主要丝绸产区，自16世纪以来就是生丝集散要地。丝绸制品在这里只是普通物什，以至于丰子恺第一次听说其他地方的人竟将丝绸衣物当成奢侈品时惊讶不已。从17世纪开始，此地的工匠就开始为朝廷制作官袍，石门湾就位于以苏杭为基础的丝绸产业中心。“经过农妇和儿童之手，桑叶变成蚕丝，再由街上成百上千的收丝人送到织机上编织作业，高度专业化的生产系统创造了巨大的商业财富。”

石门湾离海岸只有五十公里，沐浴着杭州湾和中国东部沿海的温和气候。1937年，丰子恺在家乡被侵占、举家逃亡的情况下，在作品中颂扬了那里的怡人气候和丰腴土地。

由夏到冬，由冬到夏，渐渐地推移，使人不知不觉。中产以上的人，每人有六套衣服：夏衣、单衣、夹衣、絮袄（木棉的）、小绵袄（薄丝绵）、大绵袄（厚丝绵）。六套衣服逐渐递换，不知不觉之间寒来暑往，循环成岁……故自然之美，最为丰富；诗趣画意，俯拾即是……我们郊外的大平原中没有一块荒地，全是作物。稻麦之外，四时蔬果不绝，风味各殊……往年我在上海功德林，冬天吃新蚕豆，一时故乡清明赛会、扫墓、踏青、种树之景，以及绸衫、小帽、酒旗、戏鼓之状，憬然在目，恍如身入其境。

实际上，石门湾镇在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几乎被毁。这是由自称“耶稣之弟”的基督徒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这场战争不仅使清帝国最富裕的省份满目疮痍，而且导致中国东部地区人口急剧减少，经济严重衰落，几十年后才勉强恢复。整个嘉兴地区，人口减少了约百分之七十，直到丰子恺幼年，石门湾的人口仍不足一万。与此同时，上海反而得益于内地的纷争，很快发展为海上贸易和金融中心。京杭运河因战事受到封锁，沿岸曾经风光无限的城镇很快被蓬勃发展的沿海大都市所取代。10战乱过后，为了从厄运中恢复过来，丰家创立了丰同裕（意为丰氏共享富裕）染坊。染坊的经营谈不上成功，丰子恺一家和一些亲戚共住一处房子。丰子恺的父亲丰鐄（号斛泉，1865—1906）对家族生意并不感兴趣。在母亲的鼓励和肯定下，他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参加杭州的科举考试。他母亲一生对两件事情有独钟：阅读和吸食鸦片。

祖母去世多年后，年轻的丰子恺偶然翻开了一些她最喜爱的书籍。其中一本是很出名的戏曲选集《缀白裘》，书中收录当地非常流行的昆曲舞台剧目。书页上有些地方被她的大烟管烧焦了，可能是她躺在鸦片床上读书时打瞌睡烧焦的。她是戏迷，甚至还教孩子们——丰子恺的父亲和姑母——唱曲儿。尽管人们都喜欢听戏，但祖母的举动还是招致了非议，因为在乡亲们眼里，唱戏是下等人的职业。丰子恺也提起过祖母对养蚕的热情，她有这样的癖好，就像她喜欢在夏天穿着竹布衣坐在染坊门外的岸边吃蟹酒一样。她甚至执意给年幼的丰子恺讲陈芸的故事。陈芸（1763—1803）是清乾隆年间苏州才子沈复（1763—1822后）的妻子，也是沈复所著《浮生六记》的女主角，他在书中描述了两人美好而短暂的婚姻生活。丰子恺后来的朋友和同事林语堂曾这样评价这对夫妇：

他俩都是富于艺术性的人，知道怎样尽量地及时行乐……我颇觉得芸是中国文学中所记的女子中最为可爱的一个。

沈复则这样描述他的妻子：

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

虽然祖母的样子与纤美轻灵的陈芸或有几分相像，但一涉及儿子的前途，她可是个固执己见的人。清代，这块江南腹地士绅文化发达，产生了众多进士。进士是在科举考试中通过最高一级考试的人，不过，地方精英并不局限于官宦世家子弟。13石门湾便是著名画家方薰（1736—1799）的家乡，丰子恺也以与他同乡而自豪。14丰子恺年少时，随着清王朝的没落和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长期被视为大逆重犯的人，如著名的反清哲学家吕留良（号晚村，1629—1683）也被当成本地名人来纪念。值得一提的是，和丰子恺同年代的小说家茅盾（字雁冰，1896—1981），作家、编辑孔另境（1904—1972）和他的姐姐也就是茅盾的妻子孔德沚，哲学家、革命家章太炎 （1869—1936）的夫人——教育家、编辑汤国梨（1883—1980），还有纪录片导演、摄影师徐肖冰 （1916—2009）都

引 言

这本书的故事，至少从一开始，就与其他故事、历史的结束有关。

1975年9月，丰子恺1去世。这一年，是自1966年开始并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的前一年。这期间，像丰子恺这样的艺术家和作家全都销声匿迹。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开启了新的历史时期。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革命历程成为20世纪中国史讲述的主要内容。新时期开始后，无数的个人历史才有了新的起点。

虽然丰子恺没有活到看见伟大领袖去世及其主导时代的结束，但他个人隐秘的艺术创作生涯其实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不久。1979年改革开放后，丰子恺取得了巨大的公众声望，这种声望倒是他在晚年不曾拥有的。本书想讲述的是一个独特生命的历程，并试图探讨这个生命故事所折射出的20世纪中国历史。

这本传记既围绕艺术家个人的经历，也取材于其他书籍、论文等出版物，这当中有的是找来复印的，有的是借来的，有的是从故纸堆里重新发掘出来的。这样一本关涉文化和文学的传记，其写作本身也是作者个人的文化、阅读和经历的一种记录。我第一次接触到本书所记载的世界，还是少年时期在澳大利亚悉尼，我读到母亲所藏的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大概在同一时期，我的祖母给我介绍罗桑伦巴的著作，无意中有助于我后来完成大学的佛学课程）。而当我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夜来到中国时，才发现这位“典型的中国人”居美期间撰写的充满东方色彩的大众读物在中国大陆居然难以觅见。

丰子恺去世前夕，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求学。此前我从澳大利亚的大学毕业，在大学里我学习了梵文和中文，并于1974年作为交换生去北京学习。和复旦的同窗一样，我学习的是充满革命样板文章和鲁迅作品的“文化大革命”版中国文学史，并因此得以窥见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隐秘之处。那时，我们的学习内容包括“批林批孔”，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以及从阅读古典小说《水浒传》中引申出的对投降主义的狂热批判。

当我开始认真阅读中国大陆的出版物时，我带着消遣和迷恋的心态逐渐养成了某些嗜好，掌握了一些需要很长时间的修炼才能明白的奥秘。例如，每天早晨报纸送到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以粗黑字体印在报纸头版右上角的框里，即“报眼”处。这个本应刊登天气预报的位置登载的宏大说辞，很可能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国家道路指明方向。

一位中国同学教会了我解读《人民日报》和毛主席语录的微妙技巧。这位同学曾当过红卫兵，下乡后又当过干部，后来被推荐到大学学习。作为那一代人中的精英分子，学会从报纸的字里行间准确领悟毛主席庄严的最高指示，不是一门可有可无的学问，而是保全政治生命和求得心灵安宁的必备技巧。

很快，我也学会了从报纸文字的字号、粗体、斜体、字体（从仿宋到魏碑）、横排竖排、标题的微妙，以及对经典著作含糊其辞的引用中看出端倪。更重要的是我初步掌握了解读新闻照片的技能，不仅要看出修饰过的照片中有谁没有谁，哪些人能够填补空出来的位置，连那一页上留下的空白都会在心中暗自估量。

我必须学会“读懂”《人民日报》和地方报纸登载的每一张新闻照片背后的含义。读出谁站在哪个位置、前后左右又是哪些人，揣摩其中的等级意义，需要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和一个能够捕捉到政治风云变幻的头脑。在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中，就如后来的地产广告所言——位置就是一切。

简短而含义深奥的最高指示保证着国家的稳定，引导着人民的忠心。城市巨大的标语牌和在出版物中不断重复的口号令我兴趣盎然。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写在复旦大学正门一块大标语牌上的红底白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提醒人们随时提高警惕，注意“阶级斗争的最新动向”，要与反革命分子和走资派做殊死的斗争。

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外国学生来说，这种经历充满了奇幻的色彩，令人陶醉。当和我年龄相仿的嬉皮士们乘坐飞机到印度、东南亚和非洲，在异国情调中醉生梦死之时，我们这些在中国的西方学生其实也在进行一场政治和文化的旅行。虽然我们相信自己看到、听到的一切会改变世界革命的进程，但是生活的现实却猛烈撞击着我们的心灵。每天早晨就着稀饭和腌菜听到的隐语和小道消息吸引着我这种外来的好奇者，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传言却与他们的政治生命和个人前途关系重大。阅读每天的新闻报纸也逐渐变得令人丧气和沉闷。

将近二十年后，我才有机会读到丰子恺在1974年到1975年和他儿子的通信。这是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也正是我在上海读书的那段时间。这些通信收录于1992年出版的七卷本《丰子恺文集》的最后一卷，显示出了丰子恺小心翼翼地跟随着当时出版物所反映出的种种政治风潮变化。对政治风向的观察，于我而言是一项有趣的任务，但对于丰子恺那样的人，却与他和亲人们的命运休戚相关。

实际上，除了报眼位置的最高指示，所有的文章和新闻中都充斥着粗黑字体的毛泽东语录。无论是长篇理论说教，还是生铁产量分析，处处都要引用马、恩、列、斯、毛的语录来装点门面。甚至在课堂上撰写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文章时，老师也指点我们要援引马列经典著作。这种情况很像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流行“后学”时的状况。无论在冗长的序言里，还是滔滔不绝的致谢里，人人都要称引本雅明、霍米·巴巴或者德里达，仿佛只有这样引经据典才能证明跟上了潮流。

而我在中国学习时真正感兴趣的内容却是在脚注中碰见的——五四时期关于文化的大辩论（1917—1927）、20世纪30年代上海商业出版的盛况、左右翼之争、革命派与反对派的论战，更不用说颓废派、新感觉派、浪漫派的作品等等。所有这些，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中国出版物中，只能从官方审订的鲁迅文集的注释里略窥一斑。鲁迅是被中国共产党神化的文化完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书籍被禁被烧，图书馆关闭大门，作家纷纷噤声，鲁迅是唯一被保留在大中学教材中的作家。正是在上海出版的鲁迅著作的注释中，我找到了丰子恺和很多与他有交集的作家，例如林语堂和周作人，他们的作品和观点将在本书下面的章节中重点讨论。

一方是阶级斗争和革命的鼓吹者，另一方是反动阵营的文人，而上述作家则处于两者之间。30年代，鲁迅曾撰文严厉批评他们的散文，对标榜在左右阵营之间保留一个文化空间的“第三种人”提出指责。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3

政治斗争的风向猛烈而难以捉摸，鲁迅犀利的文笔又不能勾起我的兴趣，我从教室之外的生活获益最多也就不足为奇了。1975年夏天，丰子恺去世前不久，我们被送往上海郊区的嘉定县农村“开门办学”，向贫下中农学习水稻种植和灌溉。笨手笨脚的我们空有热情，只会给农村添乱，唯有仰仗当地农民的好心帮助。除了可以给贫瘠单调的农村生活增加一点笑料，满足政治需求和城里人的好奇心外，我们在农村实在毫无用处。这就是乡亲们大无畏的革命信念获得的可怜回报。

无论在上海市区还是乡下，“文化大革命”笼罩下的一切使我无法想象被其忽略的个人与集体的历史即将迈向重生。经历过1949年以前的繁盛，70年代的上海只剩下可怜的遗迹，生活在这里，我不能设想二十多年以后上海会逐渐重新焕发出它在20世纪上半叶曾具有的那种活力。

那年夏天和之后的一段时期，我根本不知道丰子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我去了东北，在辽宁省沈阳市继续我的学业。1978年，“文化大革命”的内幕和恐怖逐渐得到揭露，我终于结束了在内地的学习生活，来到中国香港开始了我的工作历程。

1974年我第一次途经香港北上时，经人介绍认识了《大公报》下属的《新晚报》的编辑罗孚（罗承勋）。大约十二年前，60年代初期，《新晚报》经常刊载丰子恺作品。罗孚是一位抗战时期成长于大后方桂林的文学青年。我1977年到香港后，又经他引荐结识了来自广西的杨丽君（音）和来自各地、居于港岛和九龙的文化名人。大约同一时期，我还认识了北京的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通过这些分散于南北各方的友人，五四以来的散文、小说、剧本等非正统作品开始出现在我面前。

在香港期间，我在位于湾仔庄士敦路的天地图书出版公司地下室办公。天地图书不但出版各种书籍，也编辑《七十年代》月刊，还经营着香港最大的书店。白天我和黄明珍等同事在地下的办公室里工作，翻译或编辑李怡（笔名齐辛）关于内地的政论文章，也常常到书店选择感兴趣的书籍带回去阅读——作为雇员，我可以从书店借书。我们忙于编印书刊，像出版业的所有人一样总是工作到很晚。同事们在书架间支起行军床，我经常躺在上面凑合一宿。宵夜之后，我们就到办公室里读书直至天明。我们读书的范围庞杂，既有武侠小说、有关内地政治斗争和经济改革的最新分析、八卦杂志、台湾通俗小说，也有柏杨和李敖（他们都曾被台湾国民党当局监禁，释放之后著书批评台湾当局，作品风行一时）的杂文，还有 此前在内地被禁的书籍。这些禁书的作者，有的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还有一些被诗人艾青称为“活化石”的健在者。4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香港成为内地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得益于北京在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上的改革和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对内地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在各式各样的文化潮流和消费主义泛滥之前，很多“文化大革命”之前，甚至1949年以前的传统文化在香港延续着，并在内地的文化复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语言、服饰、美食、观念、书籍、电影、戏剧、流行歌曲、漫画小册等元素，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甚至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华人世界中构建着“中华共同体”（或90年代所称的“大中华”）的想象。

香港也是共产革命之后离开内地的导演和影星的流寓之所。例如在费穆1948年拍摄的杰作《小城之春》中扮演女主角的韦伟，以及来自老北京的文学编剧萧铜（住在油麻地）。更不用提那些来自上海及全国其他地方的学者、编辑和商人。他们造就了香港商业和文化混杂的独特景观。虽然内地来客常常将香港视为嘈杂的文化沙漠，但70年代的香港抢先抓住了每一个重大转折时出现的发展机会。这里也是天才作家和学者的乐土，其中有一位学者叫卢玮銮（1939— ，笔名小思、明川），她在重新发现丰子恺及其艺术的研究上具有首倡之功。

正是卢玮銮这样的香港作家，能面对20世纪中国文化遗产的复杂全貌，而大陆或台湾的学者往往因为政治的遮蔽只能见到某些侧面。和之前来此学习中国文学的学生一样，香港特殊的文化环境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就因国共两党的斗争而被遮蔽的文学世界。通过沉浸在丰子恺这类艺术家的作品中，我才得以从政治文化的束缚中暂时解脱出来。

那些年，内地的出版业开始复苏并逐渐取得了极大发展。我所在的出版公司虽然与北京的关系较为紧密，但并未严格执行内地宣传主管部门的意志，也是少数同时拥有来自海峡两岸和香港各种出版物的书店。我在天地图书公司当编辑、搞翻译，偶尔也用中文写点文章。就是那个时候，我在公司的书架上与丰子恺的作品首次相遇。那是一册由波文书局在1976年重印的丰子恺作品集，廉价的纸张已微微泛黄。这也是自60年代后，当时唯一比较容易买到的丰子恺著作。后来我去北京时经杨宪益介绍，书画家黄苗子从他的个人藏书中借给我几册1949年以前出版的丰子恺画集。在80年代初期，中国的书籍复印技术远远落后于日本，而我当时正好去日本学习，就把这些书带到日本影印。人民日报社的姜德明和《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潘际坰加深了我对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了解。黄苗子则向我介绍了陈师曾的艺术。陈师曾的弟弟陈寅恪是一位历史学家，曾因写作而受到批判。我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探寻漫画艺术的传承和20世纪的“后文人画”的。这项研究正好集中了我对佛教、日本、20世纪中国文化政治和文学、艺术史及其当代论争的兴趣。

丰子恺被重新发掘的故事，与那些被长期压制的文化名人一样，与香港和台湾的作家、编辑、教育者、出版人有关，也与那些有时间和心情欣赏其作品的观众、读者有关。丰子恺艺术在严酷的政治、经济危机和革命激情压制多年后得以重新发现，而这本书的写作、原始材料的收集与梳理、对相关人物的追寻，也是一个与之同步的过程。

由于丰子恺的政治倾向，他在台湾也如在大陆一样被禁多年。而在1949年以前，丰子恺是一位著名的画家、翻译家、作家和教育家。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郁达夫就曾评价丰的散文“清幽玄妙”5。不过，即使丰子恺在1949年之前一直从事散文创作和翻译，但由于其独特的漫画风格，直到最近，人们一般仍视他为艺术家和漫画家。他是民国时期众多既是画家也是作家的人之一，类似的还包括孙福熙、叶灵凤和倪贻德6。不过，和这些人不同的是，丰子恺不是当时任何主流艺术群体或沙龙的积极参与者，这使他被视为画坛独树一帜的边缘人物。1949年以后，他服从于国家的需要，也因为自己的沉默寡言，这样的定位从此固定下来，他成了一位为儿童创作的艺术家。直到80年代初期，他的艺术在内地要么被忽略，要么就被马列主义的文学史学观念曲解。研究现代中国散文的正统史学家林非认为，丰子恺是一位从佛教教义中获得心灵解脱的现实逃避者。7而在最近出版的关于20世纪中国艺术家的中英文著作中，丰子恺或被忽略，或仅仅被视为一个漫画家。

尽管从丰子恺的作品——绘画、写作和翻译中，能够看出民国时期逐渐政治化的知识分子的各种努力，但从其他大量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到与这些努力并不相容的目标。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认为或承认在他超越世俗的浪漫作品与他作为教育者和具有社会关怀的艺术家身份之间，存在冲突和分裂。虽然丰子恺对普通大众（贫困的农夫、忙碌的教员、被社会不公折磨的人们）抱着同情之心，但左翼阵营的成员很难把他视为同路人。而他在纷杂的社会环境中所抱有的佛家众生平等的观念，也使保守派不可能将他视为圈子里的一员。徘徊在左右之间，既不激进也不反动，再加上他传统与改良相结合的艺术风格，或许，丰子恺只能被当作“第三种人”。

“文化大革命”后，文学史研究者和评论家们虽然为丰子恺风格平实的散文留出了一席之地，但往往还是只把他当成不关心政治的漫画家。不过，他风格独特的绘画，无论是通俗的还是带有精英色彩的，也逐渐开始在20世纪中国艺术主流中占据小小的位置。10另外，在台湾，由于丰子恺1949年之后留居大陆，他也被刻意回避多年。在他去世十多年后的80年代，他在台湾才得到重新评价并获得很高的声誉。而在香港，正如我们所见，由于独特的文化环境，丰子恺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早在70年代就已经重新得到认可。这也正是我的这本书会从这段“前缘”开始讲述的原因。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历史的故事，也是一段个人的故事，述说了一位艺术家如何与传统相遇，创新它、改革它。他在江南精英文化的熏陶中长大，接受过老师的教诲，受到过爱国进步人士的影响，也处于革命党与反对派之间。所有这些都影响着丰子恺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个人风格，以回应中国文化在20世纪遭遇的危机。而这种风格，可以说超越了那个世纪和那场危机。因此，这本书也不单纯是一部传记，不仅仅是根据文字资料如实记录一段生活，它更为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一位文人、艺术家生命的描述，讲述更多的故事，反映一个时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