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导读详注版）

我们真的确信读懂了《傲慢与偏见》吗？

1796年，简·奥斯汀完成小说《第一印象》，后改名为《傲慢与偏见》于1813年出版，距今已超过两百年。如同1791年刊印的《红楼梦》一样，当时的衣食住行、法律制度、道德观念、社会风气、经济条件等和现在有很大的差别。

比如在小说第二卷第十六章开头，她写了这么一段文字：

“其实两位姑娘已经……享用了一份黄瓜色拉。接上两位姐姐以后，她们指着一桌子客栈常见的冷菜，自鸣得意地说：‘不错吧？有没有很惊喜？’‘我们打算请客的啊，’丽迪雅说，‘但要问你们借点钱来结账，因为我们刚才在那边买东西，把钱统统花光了。’”

文中“两位姑娘”是丽迪雅和小琳，“两位姐姐”则是伊丽莎白和简；此处写到伊丽莎白和简出远门回家，丽迪雅和小琳自告奋勇去半路某镇接她们。那些在1813年阅读《傲慢与偏见》的读者看到这里，将会立刻明白丽迪雅和小琳是多么的糟糕，但后世读者却很难体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黄瓜色拉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其实在简·奥斯汀的时代，黄瓜价格特别离谱，昂贵时达到每根10先令6便士，大概相当于一个塾师七天的收入。如果现在的读者看到，有两位姑娘先在饭店吃了燕窝鱼翅，然后点了皮蛋豆腐、凉拌木耳之类的冷菜来招待两位姐姐，还要姐姐们自己付钱，那么肯定能够马上发现她们是多么的奢靡和自私。

再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英文单词dinner，会下意识地翻译成‘晚餐’。但在《傲慢与偏见》中，会发现dinner有时候在下午，有时候在夜里。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当时英国人每天只吃两顿饭，就是breakfast和dinner。一般家庭在下午三点左右吃dinner，伦敦的贵族流行在傍晚六点半吃。所以把dinner译成“晚餐”或者“午餐”都是错误的，应该译成“正餐”。

书中类似例子多不胜数，导致即便是现在英美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读者，也很难真正读懂这本书。为了更完美地翻译这部作品，李继宏亲赴英国、美国考察和查阅数以千计的资料，研究18、19世纪的英国历史文化，历时三年终于完成了翻译。

作为《傲慢与偏见》详注本，加入371条注释，引用241本专著/期刊，并撰写了16000字的导读。在导读中，李继宏旁征博引，把早批的英国小说从体例、思想价值、文风、写作技巧等多重角度进行对比，阐述简·奥斯汀与《傲慢与偏见》作为英国伟大小说之一的意义之所在。整个18世纪英国政治文化经济气候与文学著作千丝万缕的关系被梳理的清晰而有力，展现了一位学者具有的严谨作风和独立思考能力。

希望通过这个译本，以及译本中尽可能详细的注释，在一定程度上复原《傲慢与偏见》的本来面貌，让今天的读者能够欣赏这部在英语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皇皇巨著。

本尼特先生有五个宝贝女儿，本尼特太太为她们的婚事操碎了心。新来邻居宾格利多金且帅，在一次舞会上，对本尼特家美貌的大女儿简一见钟情。参加舞会的还有宾格利的好友达希，他俊朗潇洒，贵气逼人，但恃才傲物，认为她们都不配成为自己的舞伴，其中包括简的妹妹伊丽莎白。自尊心很强的伊丽莎白无意间听到了达希对她的评论，心生反感。然而，她并不知道，一次次意外的经历，达希已默默爱上了她。

英国著名文学家和评论家基布尔评论“简·奥斯汀是一位喜剧艺术家”，并认为她“在纯粹喜剧艺术方面仅次于莎士比亚”。英国十九世纪著名史学家、诗人和政论家托马斯·马科莱称她为“写散文的莎士比亚”。而《傲慢与偏见》中体现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即便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对婚姻的期待仍然没有冲破其划定的范围——婚姻并非人生的必需品，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当然美好，但如果结婚不是为了爱情，那还不如独自生活。

简·奥斯汀

Jane Austen（1775. 12. 16 - 1817. 7. 18）

1775年12月16日生于英国汉普郡斯蒂文顿。

1796年，完成小说《第一印象》，后改名为《傲慢与偏见》，于1813年1月28日出版。

192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行《简·奥斯汀小说集》，正式开启了简·奥斯汀研究的时代。

评论家认为“就塑造角色而言，简·奥斯汀仅次于莎士比亚”。

1949年，毛姆主编“世界十佳小说”丛书，《傲慢与偏见》位列第二。

2003年，英国广播公司调查“zui受英国人喜爱的小说”，《傲慢与偏见》高居榜眼，而达希先生成为英国女性想约会的虚构人物。

2013年，简·奥斯汀的头像被印制在新版10英镑纸币上，以此致敬。

译者

李继宏

英国伯明翰大学莎士比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英文系客座研究员

译有《与神对话》、《追风筝的人》、《公共人的衰落》等涵盖文学、社科、宗教、经济、哲学等题材的图书三十余部

代表性作品“李继宏世界名著新译”已出《小王子》、《老人与海》、《动物农场》、《瓦尔登湖》、《了不起的盖茨比》、《月亮和六便士》、《傲慢与偏见》等七种，出版至今三年半畅销逾三百万册，待出有《简爱》、《喧哗与骚动》、《查泰来夫人的情人》等十三种。

导读 01

傲慢与偏见 001

版本和注释说明 355

有个道理众所周知：家财万贯的单身男子，肯定是需要一位太太的。

这个道理极度深入人心，所以每当这样的单身男子乔迁新居，邻居们哪怕对其思想感情一无所知，也会把他当作自家这个或那个女儿应得的财产。

“亲爱的本尼特先生，”他夫人那天对他说，“你听说了吗？内德菲尔庄园终于租出去啦。”

本尼特先生说尚未有所耳闻。

“但已经租掉了，”她回答说，“罗恩太太刚才来过，是她说给我听的。”

本尼特先生没有回答。

“你不想知道是谁租的吗？”他妻子急不可耐地问。

“你要是想说，那我听听也无妨。”

本尼特太太立刻抓住这个机会。

“哎呀，亲爱的，你一定要知道，罗恩太太说，内德菲尔的租客是个特别有钱的年轻人，英格兰北方来的；他礼拜一坐着一辆四驱翠轼从伦敦来看房子，看了以后十分喜欢，当场同意莫里斯先生提的条件；他将会在米迦勒节之前接管这座房子，佣人们下个周末就先搬进去。”

“他姓什么？”

“宾格利。”

“结婚了没有？”

“没有，亲爱的，当然没有！他是个家财万贯的单身汉，听说每年能挣四五千镑。这对姑娘们来说是好事啊！”

“怎么会？跟她们有什么关系？”

“亲爱的本尼特先生，”他的妻子回答说，“你这人真是特别扫兴！你明明知道我的想法，我在想啊，他要是能娶我们家哪个女儿就好了。”

“他搬到这里来住，图的就是这个吗？”

“不是！你怎么可以这样乱说话！但他非常可能爱上我们家哪个姑娘，所以等他来了以后，你必须尽快去拜访他。”

“我看没这个必要。你和姑娘们去就行了，或者你让她们自己去，那样也许更好，因为你和她们一样漂亮，说不定到时候宾格利先生最喜欢的反而是你。”

“亲爱的，你真会说话。我以前当然也是美女，但现在已经没什么特别的。一般女人如果有了五个成年的女儿，就不应该幻想自己还有多美。”

“那是一般女人，怎么能和你相提并论呢。”

“可是亲爱的，等宾格利先生搬来当我们的邻居，你一定要去拜访他。”

“我不去，你省省吧。”

“但你要为女儿们考虑。无论谁嫁给他，今后都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威廉爵士和卢卡斯夫人只是听了那番话，便决定要登门拜访，你知道的，他们通常不去新邻居家做客。你一定要去，因为如果你不去，我们也去不成。”

“其实你想得太多了。我敢担保宾格利先生见到你们会非常高兴；我可以写张字条让你带去，告诉他无论他看中哪个姑娘，我都衷心愿意招他当女婿；不过我得替小丽多说几句好话。”

“我希望你不要那样写。小丽又不比其他人好；说实话，论外貌，她比不上简漂亮，论性格，她比不上丽迪雅活泼。但你对她总是很偏心。”

“她们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他回答说，“她们和普通女孩没什么区别，都是又蠢又无知；小丽的头脑比她几个姐妹灵活多了。”

“本尼特先生，你怎么可以这样贬低自己的孩子？气死我你就开心了是吧？你根本不顾及我的神经。”

“你误会了，亲爱的。我非常尊重你的神经。它们是我的老朋友。我听你郑重其事地提及它们，至少已经有二十年。”

“唉！你不知道我有多痛苦。”

“但我希望你战胜自己的神经，好好活着，因为将来还有许多每年收入四千镑的年轻人要搬来我们这边住。”

“就算再来二十个也没用，你又不去他们家做客。”

“到时再看，亲爱的，如果真有二十个，我会统统登门拜访的。”

本尼特先生这人有点古里古怪，他才思敏捷、性格内敛，城府很深，又喜欢正话反说。所以他妻子虽然和他同床共枕二十三年，却依然不是很了解他的性格。本尼特太太则心直口快。她智力低下、见识浅陋，而且喜怒无常。每当遇到不如意的事，她就怪自己的神经太敏感。她毕生最大的事务是把几个女儿嫁出去，而让她感到安慰的则是到处串门和打探消息。

第二章

最先去拜访宾格利先生的几个人当中就有本尼特先生。虽然在妻子面前总是矢口否认，但他其实早就想去的；他做客回家以后也不说，直到傍晚他妻子还蒙在鼓里。事情是这样败露的。当时看到二女儿正在修改帽子，本尼特先生突然对她说：

“小丽，我希望宾格利先生会喜欢它。”

“我们不会知道宾格利先生喜欢什么，”她母亲恨恨地说，“我们又不去做客。”

“你忘记啦，妈妈，”伊丽莎白说，“我们会在公共聚会碰到他的，罗恩太太答应介绍他给我们认识。”

“我不相信罗恩太太有这么好心。她自己还有两个侄女呢。这个女人既自私又伪善。我对她没什么好感。”

“我也是，”本尼特先生说，“幸好你不用她帮忙。”

本尼特太太懒得回答；但她控制不住恼恨的情绪，于是怪起自己的女儿来。

“天哪，小琳，你别咳这么大声！拜托有点同情心。我的神经都被你震碎了。”

“小琳也不注意点，”她父亲说，“咳得真不是时候。”

“你们以为我想咳啊？难道咳嗽好玩吗？”小琳恼怒地说。

“小丽，你们的舞会是在什么时候？”

“还有十五天。”

“哎呀，原来只剩十五天，”她母亲唉声叹气地说，“罗恩太太要到舞会前一天才回来；她不可能帮你们介绍的，因为到时她自己都不认识那个人。”

“那么和你的朋友相比，亲爱的，你算是抢在前头了，到时候可以把宾格利先生介绍给她。”

“不可能，本尼特先生，不可能的，我自己跟他又不熟悉；你怎么可以这样取笑我？”

“我尊重你的顾虑。十四天的交往当然是很少的。我们无法用十四天来真实地认识一个人。但如果我们不抓住机会，别人会抢先的；毕竟罗恩太太和她的侄女们肯定不会错失这个大好机会；她会觉得我们替她介绍是友善的举动，所以呢，如果你不愿意承担这个任务，那我只好自己来了。”

几个女儿睁大眼睛看着她们的父亲。本尼特太太愤愤地说：“你这是废话，毫无意义！”

“你怎能这样说呢？”他大声说，“难道大费周章替别人介绍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吗？我不能同意你这种看法。玛丽，你觉得呢？我知道你是一个热爱思考的好女孩，读过许多伟大的书，而且还做摘录。”玛丽很想说出几句有道理的话，可是不知道怎么说。

“让玛丽先想想，”他接着说，“我们继续来说宾格利先生。”

“我听到宾格利先生就烦。”

“既然这样，那对不起咯；可是你前面为什么不告诉我？早知道的话，我今天早晨肯定不会去拜访他的。真是太倒霉了！但我已经去他家做过客，所以现在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免不了要跟他变成熟人。”

母女几人非常吃惊，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本尼特太太更是感到喜出望外；但在一阵欢乐的吵闹过后，她宣称这早在她的意料当中。

“你真是好啊，亲爱的本尼特先生！但我早就知道你应该会听我的。我知道你非常爱自己的女儿，所以不会拒绝去结识那样的人物。很好，我特别高兴！不过你这玩笑开得也太大啦，你今天早晨就去了，居然直到现在才告诉我。”

“好啦，小琳，你可以尽情地咳嗽了，”本尼特先生说；他说完便转身离开房间，因为实在受够了他妻子那副欣喜若狂的嘴脸。

“女儿们，你们的父亲多好啊，”她在房门关上以后说，“我不知道你们应该如何报答他的好心，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他做了这件事。坦白跟你们说，到了我们这把年纪，每天结识陌生人不是很愉快的事情；但为了你们，我们愿意做任何事情。丽迪雅，我亲爱的，虽然你年纪最小，但我敢说在下次舞会，宾格利先生会请你跳舞。”

“好啊！”丽迪雅信心十足地说，“我可不害怕；我虽然年纪最小，但个子是最高的。”

傍晚剩下的时间里，她们兴高采烈地设想宾格利先生再过多久会回访，请他来吃正餐的日子又应该选在哪天。

导读（节选）

公元1797年。这年11月1日，英国汉普郡斯蒂文顿堂区司铎乔治·奥斯汀写信给伦敦出版商托马斯·卡德尔（Thomas Cadell），提及他手头有一部小说稿，想知道对方是否感兴趣，“如果作者自费出版需要多少钱，如果你看过以后认为值得出版，愿意出多少预付金”。小说稿的名字叫做《第一印象》（The First Impressions），主题与卡德尔先前出版的畅销书《西希丽娅》（Cecilia）相同，也是关于当时英国女性的家庭和婚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18世纪英国女性比中国女性幸运一些，因为英国信奉基督教，实行一夫一妻制，即便贵为国王也不能在原配之外再拥有侧室。但这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该国隐婚和重婚历来极其普遍，乃至下议院在1753年通过新《婚姻法》，以便杜绝这种现象。该法规定，凡男女结合，均需刊登结婚启事，并于教堂举办婚礼，否则婚姻无效，但获得坎特伯里大主教颁发特别证书者除外。这部《婚姻法》彻底否认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导致那些在婚前发生性关系乃至生子的女性被污名化。当时英国男性，尤其是中上层阶级男性，享受着和袁枚大致相同的优待，他们可以嬉游章台，包养情妇，甚至强暴女佣，但在世人眼里依然是可敬的绅士。至于女性，如果最终没能嫁给那个与其发生性关系的男人，那么将会悲惨地背上骂名，其中绝大多数人的下场不是自绝于人世，便是沦落为娼妓。有的学者因此将1753年的《婚姻法》称为“在两性平等方面最糟糕的法案”。

和古代中国的情况一样，这种两性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女性从制度上被剥夺了独立的经济基础。1870年的《已婚妇女财产法》生效以前，英国女性婚后没有财产权，不仅嫁妆全归丈夫所有，婚后通过劳动、馈赠或者继承得到的钱物亦是如此。因而即便是顶层贵族出身的女性，也摆脱不了受制于丈夫的命运。倒不是说当时英国已婚男性均是冷落妻室的薄情郎和寻花问柳的登徒子，琴瑟和谐自然所在多有，但婚后生活不如己意的女性面临一种绝望的困境：她们的婚姻没有退出机制。18世纪的英国人理论上可以离婚，然而涉及程序极其复杂，须经国会批准才能生效，所以无论丈夫或是妻子，想要另谋幸福实际上无异于登天之难。根据现存历史文献，1700年到1749年，英国如愿离婚的夫妻仅有14对；1750年到1799年则是117对，每年平均仅2.3对。已婚妇女如果遇人不淑，惨遭无视甚至虐待，也只能忍受到死神将自己或者对方带走为止。

尽管如此，就18世纪末英国中上层阶级未婚女性而言，觅得门当户对的夫婿仍然是普遍的理想。当时英国并行两种田产继承制度：长子继承制和限定继承制。前者的规定是这样的：如果家里有男丁，活着的儿子当中，年纪最大者独享田产继承权；如果没有男丁，田产将会平均分配给所有活着的女儿。但这不意味着没有兄弟的女性一定能够得到父亲的田产，因为还有限定继承制的存在。这种特殊制度是对长子继承制的完善，目的也在于强化父系血缘的兴旺。凡属限定继承的田产，均不得变卖或抵押，只能传给和现任继承人血缘最近的男性亲戚。这种制度安排使得绝大多数中上层阶级未婚女性在父亲去世以后，不得不托庇于兄弟或其他亲戚。她们非但没有财产，而且缺乏自食其力的渠道。工业革命已经在英格兰北部创造了适合女性就业的岗位，比如纺织工人，但只有下层阶级女性才愿意做厂妹，中上层阶级女性仅有的选择是当塾师—— 替贵族或乡绅教育女儿。然而塾师的收入相对菲薄，年薪大约25英镑，社会地位也十分低微，和女佣、厨子等量齐观。所以中上层阶级女性通常希望尽早成婚，她们择偶的优先标准是丰厚稳定的收入；这样的婚姻固然未必鸾凤和鸣，但至少可以保证衣食无忧。

这种婚姻本质上就是生意。双方有意向后，开始商谈具体事宜，最终达成结婚协议，明文规定女方带来多少嫁妆、男方每年给女方多少零用钱、生儿育女以后财产如何分配等等，然后携手走进教堂。中上层阶级女性要找到理想的丈夫并不容易，因为和其他市场相同，这个婚姻市场也以等价交换为基本原则，不仅女方看重配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男方亦然。贵族家庭没有继承权的儿子希望找富商的女儿，以便改善经济状况；富商的儿子希望找贵族的女儿，从而提高社会地位；乡绅牧师家庭的男青年同样倾向于找条件对等的配偶。另外由于英国在18世纪末接连卷入美国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大量适婚男性被派驻海外参战，光是伤亡总数便多达三十五万以上；这造成了婚姻市场上男女供需关系的失衡，女性终身未婚的现象非常普遍。

中上层阶级女性结婚难的问题引起许多作家的关注；18世纪末出版的英国小说，尤其是女性作家撰写的小说，多以这种社会现象为主题。卡德尔是爱德华·吉本、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罗伯特·伯恩斯和萨缪尔·约翰逊等文坛巨擘的出版商，在业界声誉卓著，乔治·奥斯汀自然希望《第一印象》的手稿能够得到他的赏识。

怎奈事与愿违，卡德尔甚至连读一下小说稿的兴趣也没有，直接拒绝了乔治·奥斯汀。但收到卡德尔的拒信之后，最失望的恐怕不是这位圣公会牧师，而是其女儿简·奥斯汀，因为她才是《第一印象》的作者。

奥斯汀家族祖上靠羊毛生意发迹，买地当上食租的乡绅，但到乔治·奥斯汀这一代已经没落。乔治·奥斯汀是独子，1731年出生时母亲去世，八岁那年父亲续弦，隔年撒手人寰，继母不愿抚养他，幸亏亲戚伸出援手。凭借聪颖的天资和不懈的努力，他考取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奖学金，就读期间邂逅贵族出身的卡桑德拉·雷。奥斯汀先生毕业后加入英格兰圣公会，隔了几年获富豪亲戚托马斯·奈特提携，成为汉普郡斯蒂文顿和迪恩两个堂区的司铎，然后在1764年和雷小姐结为伉俪，生下六男二女，1775年12月16日出世的简·奥斯汀是倒数第二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女儿。

奥斯汀先生九岁便成为孤儿，却是一个十分成功的父亲。六个儿子当中，除了残疾的二子乔治，其他都是出人头地的俊彦：长子詹姆斯也是圣公会牧师，三子爱德华过继给托马斯·奈特，官至肯特郡治安总长（High Sheriff），四子亨利曾在伦敦开办银行，1816年破产后回到斯蒂文顿担任堂区司铎。按照世俗的标准，两个小儿子最有出息：六子查尔斯在海军历练多年，1846年升任少将，四年后（即道光三十年）执掌大英帝国侵略中国的主力先锋东印度和中国舰队；五子弗兰西斯更是功高望重的将领，1863年晋升为海军元帅。

与少小离家各奔前程的兄弟不同，在1797年，已经二十二岁的简·奥斯汀和二十四岁的姐姐卡桑德拉仍然寓居于汉普郡斯蒂文顿的牧师公馆，随父母一起过着安宁平淡的乡村生活。身为女性，她们既没有资格像詹姆斯和亨利那样去圣约翰学院进修，也没有机会像爱德华那样成为其他家族的继承人，更没有可能像弗兰西斯和查尔斯那样，通过亲戚关系加入海军，自此踏上平步青云之路。她们最好的出路和当时绝大多数女性相同，就是找个如意郎君把自己嫁出去，但这对家境欠佳的她们来说极其困难。

除了担任斯蒂文顿堂区和相邻迪恩堂区的司铎以外，乔治·奥斯汀在家开办寄宿学校，还种植一些农作物，相对普通人而言，其收入已经颇为优裕，但仍不足以为两个女儿提供丰厚的妆奁。简·奥斯汀曾在1796年由于这个原因错失一段美好姻缘。那年1月，过完二十岁生日不久的她认识了邻居埃萨克·勒夫罗伊牧师的侄儿托马斯。托马斯比简小一岁，刚从都柏林三一学院毕业，即将赴伦敦林肯律师学院进修，因为尚未开学，所以先到叔父家做客。他们在公共舞会上倾盖如故，此后数次相逢情投意合，以至于简在写给卡桑德拉的信里提到，她认为托马斯很快将会向她求婚。但勒夫罗伊太太发现两人相见恨晚以后，唯恐每年只有20英镑零用钱的简·奥斯汀拖累侄子，立刻将托马斯打发去伦敦。托马斯·勒夫罗伊很快移情别恋，三年后迎娶某个富家女，事业蒸蒸日上，于1852年就任爱尔兰王座法庭首席大法官。简·奥斯汀对这段恋情久久不能忘怀，直到1798年11月17日，她还向姐姐抱怨勒夫罗伊太太前来做客，却一次也没有提到其侄子的名字，她自己则“骄傲得什么也没问”。卡桑德拉的境遇本来要好得多，因为她已经在1792年和托马斯·福勒订婚。但在简情场失意之后不久，1797年春天，西印度群岛传来噩耗，正在皇家海军服役、原定复活节前归国完婚的托马斯·福勒不幸染上黄热病，葬身汪洋大海。此后她们分别有过几段恋情，可惜均是无疾而终，不得不成为备受歧视的spinster，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剩女”。

但和其他终身未婚的女性相比，奥斯汀姐妹是幸运的，因为她们毕竟有父兄可以依靠。她们在斯蒂文顿住到父亲退休，于1801年5月随父母移居著名旅游城市巴斯。她们的父亲在1805年1月21日去世，姐妹两人和母亲从此靠几个兄弟供养，虽然搬过几次家，总算不用为生计发愁。而对简·奥斯汀来说，更大的幸运是她的小说创作竟然得到父亲的支持！

早期英国小说题材狭窄，通常是婚外恋引起的悲欢离合，私生子遭遇的爱恨情仇，而且大多含有怪力乱神的内容，宣扬的价值观和传统伦理背道而驰，所以被卫道士视为诲淫诲盗的垃圾读物。《寰宇杂志》（The Universal Magazine）和《爱丁堡评论》（The Edinburgh Review）等重要刊物经常呼吁读者千万不要看小说，威斯希姆·诺克斯（Vicesimus Knox）之流的神职人员则干脆认为小说是导致道德沦丧的罪魁祸首。舆论环境如此，更显得身为圣公会牧师的乔治·奥斯汀有多么难能可贵：发现早慧的小女儿喜欢写小说，他非但没有大发雷霆，反而给予了鼓励和支持。这位慈父不仅为小女儿提供了在当年十分昂贵的纸张，还送了一块便于创作的写字板给她当十九岁生日礼物。

经过长达八年的练笔，简·奥斯汀在十九岁那年秋天开始创造属于她自己的世界。令人扼腕不已的是，这位技艺已臻化境的作家在1816年春天不幸罹患爱迪生氏病，最后于1817年7月18日病重不治，年方四十二岁便与世长辞。

和许多伟大艺术家一样，生前默默无闻的简·奥斯汀身后迎来了声名鹊起的转折。由亨利·奥斯汀的儿子执笔的《简·奥斯汀回忆录》于1870年出版，作者详细介绍其小姑的生平和作品，在第九章列举瓦尔特·司各特、萨缪尔·泰勒·科勒律治等文豪的赞誉，引用哈佛大学校长约西亚·昆西的女儿写给弗兰西斯·奥斯汀的信，指出“极具权威的评论家认为，在塑造角色方面，简·奥斯汀仅次于莎士比亚”。该书很快销售一空，翌年推出的第二版收录此前未曾刊行的《苏珊夫人》和《沃特森家族》，也是十分抢手。这部回忆录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对这位离世已经超过半世纪的作家的兴趣，她的作品因此实现了从沧海遗珠到伦敦纸贵的转变，自此不曾从市场绝迹。

根据彼得·加塞德（Peter Garside）和詹姆斯·文等人的研究，从简·奥斯汀生前五年到她死后十二年，英国在这六十年间出版了3677种新小说，虽然其中包括瓦尔特·司各特的《艾凡赫》（Ivanhoe）和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等传世名作，但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它们当中没有哪一种享有《傲慢与偏见》这么崇高的地位，也没有哪一种比它更受今天的读者欢迎。爱默生、勃朗特、丘吉尔等批评者所不了解的是，简·奥斯汀这部代表作在叙事技巧上的开创意义、在角色刻画上的高深造诣和在观念史上的重要地位。

最早一批英国小说，比如说《鲁滨逊漂流记》和《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等，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这种模式的优点是便于叙述，也能够拉近读者和主角的距离，无形间增加情节的可信度。但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小说家很快发现，第一人称叙事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视角太过单一，情节只能围绕主角展开，书信体小说于是应运而生。所谓书信体小说，顾名思义，就是以信件或日记的形式来推动情节发展的小说。由于作者可以让信件出自不同角色的手笔，书信体小说因而具备第一人称叙事小说所缺乏的多重视角，能够强化不同角色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增加情节的曲折性。这种叙事模式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大行其道，直到该世纪末才渐渐式微，诸如萨缪尔·理查德森的《帕米拉》、法兰西斯·伯尼的《伊芙丽娜》等轰动一时的作品均是书信体小说。但这种叙事模式写就的小说存在致命的缺陷：语言容易流于刻板生硬，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几乎无能为力。由于1737年《牌照法案》的施行，有些剧作家谋生无门，只好改写小说，他们将戏剧的技巧带给这种新兴文学体裁，创造了独特的混合叙事模式。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和托比亚斯·史沫莱特的《佩里格林·皮克尔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Peregrine Pickle）便采用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出现的技巧。等到简·奥斯汀出生的时候，这种混合叙事模式慢慢发展成第三人称叙事，比如在1781年创作《西希丽娅》时，法兰西斯·伯尼已经抛弃先前得心应手的书信体，改用这种新颖的技巧。

相对于第一人称叙事和书信叙事，第三人称叙事具备了空前的灵活性：叙事者处于全知全能的有利地位，能够自如游走于整个虚构的世界，甚至可以告诉读者某些连主角也不知道的隐情。除了创造波澜壮阔的场景以外，这种技巧还适合编撰引人入胜的情节，因为和第一人称作品不同，读者在看第三人称小说时无法确定主角到了结局是否还活着。但第三人称叙事最大的问题是难以让读者产生代入感，读者和主角的距离太大，对其遭遇往往抱着冷眼旁观而不是感同身受的态度。然而在《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汀运用无限定间接引语（Free Indirect Discourse）的技巧，完美地弥补了第三人称叙事这种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