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学术抱负与政治缺憾
马勇
在二十世纪晚期，蒋廷黻还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失踪者”，1949年之前赫赫有名的历史学家，仅仅经过三十年的遮蔽，不仅从大众记忆中消失，即便历史学的专业研究者对蒋廷黻的印象也渐渐模糊。沈渭滨先生1999年这样写道：“现在的年轻人，对蒋廷黻这个名字，恐怕大多数是很陌生了。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无论在学界还是政界，他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学界，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先后做过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以主张史学改革著称于时；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49年后又一度作为台湾当局驻美‘大使’。在国民党政府的官僚群中，以‘知外交’闻名于世。”①
然而时移世易，在沈教授说这番话之后仅十几年，一度被籍籍无名的蒋廷黻梅开二度，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受追捧的老一代历史学家之一。通过对“中国知网”的检索，可知关于蒋廷黻的研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2002年78篇
2003年126篇
2004年157篇
2005年193篇
2006年243篇
2007年247篇
2008年282篇
2009年288篇
2010年296篇
2011年344篇
2012年391篇
2013年394篇
2014年446篇
2015年388篇
2015年论文数量急剧下降的原因目前不太清楚，但截至2014年的十几年，关于蒋廷黻研究论文逐年增长趋势非常明显。
论文数量的增长反映中国近代史、中国学术史研究领域对蒋廷黻的重视，而从读书界的情形看，“蒋廷黻热”似乎刚刚开始，他的那本仅仅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被多个出版社不断改换由头一印再印，一会儿自诩“全本”，一会儿自称“未删节”，一会儿是“纪念版”，一会儿是“彩图增订”。如此繁多的版本一方面说明市场需求巨大，另一方面暗示着蒋廷黻作品的引进太过单一，他的许多东西并没有像胡适、钱穆那代人那样，系统且全面在大陆再版。这是非常惋惜的。
最后的童生
正像许多研究者所意识到的那样，近代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中西交通而引起，假如没有西方人东来，没有鸦片贸易，就不会有鸦片战争，不会有后来的变化，中国还会在原来的轨道上稳步发展，中国人还会享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令西方人羡慕的田园生活，恬静优雅。然而，因为西方人的东来，中国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对于近代中国的改变究竟应该怎样看，这种改变对于中国来说究竟是好还是坏？一百多年来，史学家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西方人的东来就是殖民就是侵略，就是对中国的伤害。然而也有一部分史学家不这样认为，他们从世界史、全球史的视角，从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甚至根本相反的看法，建构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体系叙事框架。这个解释框架的提出最重要的取决于时代因素，是新时代、新世界要求历史学家提出新问题、新解释。蒋廷黻就处于这样千载难逢的历史转折期。
蒋廷黻生于1895年，极具象征意义。那一年为甲午战后第一年，也是《马关条约》签署的年份。假如说近代中国确有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那么这个变局的具体年份不是1840，也不是1860，而是1894—1895年。
1840年，是近代中国政治史的开端，先前几百年的中西问题至此诉诸战争。中国一战而败，开放五个口岸，扩大与西方的贸易，暂时缓解了几百年不断累积的贸易失衡。但是，1840年的战争，以及1842年的《南京条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西之间的矛盾，中国并没有意识到西方东来是一个时代的开始，更不存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于是在五口通商不到二十年，战火再燃，英法联军长驱直入，占领京师，中国与西方诸国就此达成《北京条约》，进一步扩大开放，南部中国自沿海各地至长江中下游流域，以及北方的天津、张家口、库伦等处，均开放为商埠。清政府还就此同意与西方诸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互换公使。这是中国走向世界至关重要的一步，洋务运动就此发生，向西方学习，构建中国自己的近代工业，迅速成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
186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意义重大，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起点。然而从大历史视角观察，这场运动依然不能构成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还不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为此时的中国尽管开始了学习西方的步伐，也打开了久已封闭的国门，与世界交往，但此时的中国并没有在西方强势压力下自怨自艾，顾影自怜，而是很坦然地学习西学之长，且不是像日本那样囫囵吞枣，脱亚入欧，全盘西化。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人看到后发优势带来的好处，这些好处均是中国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结果，因而那时的中国人在经济大幅增长的事实面前，更不愿意像日本那样进行改革。因而此时的洋务运动还不能构成重大历史节点。
三十年经济增长毁于一旦，1894年一场局部的可控制的战争让中国人猛醒，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人并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只记住仇恨，忘记教训。知耻而后勇，中国人迅即踏上维新之路，向日本学习，重构一个近代国家，这才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启，一个全新的工业化时代由此开始，而工业化必然带来的社会变化、政治变化，对于那时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而言，似乎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蒋廷黻就在这样的历史节点来到了这个世界。
蒋廷黻出生于湖南邵阳一个农村家庭。从他的祖父开始，蒋家在务农的闲暇，做点农村社会可以做的小生意，渐渐有了自己的一间经营铁器的店铺。蒋廷黻的祖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为人很文弱，早年不幸染上了烟瘾。老二即蒋廷黻的二伯父在童年时代曾接受过教育，也曾想过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他们蒋家还从来没有一个有功名的人，二伯父虽然致力于此，其结果却屡试不中，名落孙山。
世代务农的家庭要想走出一个有功名的人，必须经过几代人的积累，二伯父自己无望金榜题名，但读书让他开阔了眼界，知道知识的重要，使他决心让下一代好好读书，希望他的子侄辈能够实现这一代梦寐以求的理想。
蒋廷黻的父亲排行老三，根据蒋廷黻的记忆，他的父亲很有经商才能，而且是一位民间领袖。蒋父晚年在当地做过商会会长，属于乡绅，为地方精英，在家乡享有极高威望，往往为邻居排难解纷。蒋父还是一个务实的人，在洋务运动兴起，工业化早期，特别是《马关条约》之后国门洞开时期，他认为经商是一种很好的正当职业，经商可以致富，可以过上富足、快乐的生活，商人不再是传统社会“四民”之末，而是社会进步的引领阶级。按照蒋廷黻的说法，如果不是他二伯父极具主见，他和他的哥哥都会被蒋父安排到自家的店里学徒，将来做个生意人。蒋廷黻和他的哥哥后来有机会读书，有机会留学美国，主要得益于他的二伯父坚定的意志，“希望他的子侄，能够努力读书求取功名”①。
1901年，中国在经历了义和团战争之后一切都在变。是年1月29日，正在“西狩”途中的清廷发布新政诏书，重新认同1895年以来的维新意识，重回1898年开启的改革之路，“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②，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在全国渐次开展，蒋廷黻这代人的成长自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或许因为大环境使然，蒋廷黻二伯父在这一年悄然办了一所私塾，将蒋廷黻和他的哥哥蒋嵝，以及一些族人的孩子集中起来，并专门聘请了先生。此时尽管朝廷倡导新教育，但事实上，在邵阳这样的地方，蒋廷黻兄弟的启蒙教育依然是很传统的，主要是念书、习字两件事。
自家创办的私塾条件有限，蒋廷黻兄弟在那儿读了一年，1902年，就由其二伯父做主转到附近一家条件更好的私塾。蒋廷黻的舅舅是这所私塾的先生。舅舅本身虽无功名，但他的父亲却是一个有功名的人，而且大家公认他很有学问。这所私塾有十几个学生，蒋廷黻在这里的学业依然是念书、习字两件事。不同的是，前一年在上一个私塾已经熟读了《三字经》，在这儿开始念《四书》以及一些诗文。
蒋廷黻兄弟在这家私塾读了两年，二伯父又做主将他们转到第三家私塾。之所以这样频繁转学主要是因为各私塾老师水平差异，大致遵循从低到高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第三家私塾，蒋廷黻兄弟开始学习《五经》及《资治通鉴》，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背诵经书上。此外，习字仍然继续，新增加的事情，就是作文。
旧的私塾教育确实枯燥无味，学生的目的就是为了科举考试。然而，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政治变化太快，蒋廷黻经过五年私塾苦读之后，中国的科举制度却被废弃。蒋廷黻不期然成为科举时代最后的童生——他们没有参加上科举考试，但是他们却系统接受了传统教育，这对于他们后来的事业至关重要。幼年习字的童子功让这一代人拥有科举时代文人的儒雅，远非后来新教育体制下一般读书人所能达到的程度。死记硬背、囫囵吞枣式地阅读四书五经以及历代重要经典，对于这些学子来说固然残忍，但与后来新教育背景下的人才相比，他们对古典的熟悉度，为传统社会的最后一批，又是新时代新知识人中最具有古典情怀的一批人。与蒋廷黻同时代的蒋梦麟具有相同的经历，他在后来成为很有成就的教育家。蒋梦麟对死记硬背的私塾教育并不完全否定，他认为，“在老式私塾里死背古书似乎乏味又愚蠢，但是背古书倒也有背古书的好处。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事的指南针。在一个安定的社会里，一切守旧成风，行为的准则也很少变化。因此我觉得我国的老式教学方法似乎已足以应付当时的实际需要”①。
新时代与新世界
科举制度是中国文明的一大创造，是文官制度的开始。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适当的社会流动性保证了社会活力，下层社会通过某种方式跻身上层社会可以让政治统治更稳定。
科举制度是一个并不太坏的人才选拔制度，国家并不对基础教育进行人为干预，只是通过用人考试表达文化的方向。学在民间，因而使中国文明在过去时代一直保持必要的创造力。但是到了近代，西方工业革命的发生，极大提升了社会生产能力，需求更大的市场，西方势力东来，终于将中国引向了变革之路。
从后来的观点看，我们当然知道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教育绝对不是科举，不是蒋廷黻在私塾中熟读的四书五经，不是那些儒家的道理。中国学习西方步入近代，构建自己的近代工业，理所当然应该像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那样不遗余力创建自己的新教育。
然而，当十九世纪晚期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时，中国没有这样做。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但是一个明显的倾向是，那时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错误地以为科举制度类似于近代教育制度，所不同仅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因而从那时开始，中国人致力于“改科举”，试图将西方近代学术注入科举考试，结果让中国新教育的发生推迟了近半个世纪。1901年的新政，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新教育，然而由于科举依然为取士的主要路径，新教育的推展格外困难。1903年3月，张之洞、袁世凯建议朝廷逐年递减科举取士指标，直至最终废除。在他们看来，“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①。
袁世凯、张之洞期望逐步减少科举取士的员额，让新教育尽快成长起来的想法固然善良，但效果不佳，各省学堂仍然困难重重。经费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还是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而恰当此时，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在不到十年相继战胜欧亚两个大帝国，事实教训了中国人，必须踏踏实实学习日本，必须像日本那样重建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套全新制度，渐渐成为朝野共识。1905年8月31日，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联衔奏请“立停科举以推广学校”。②两天后，朝廷批准了这项建议，科举制寿终正寝，新教育终于获得迅猛发展。
蒋廷黻的二伯父格外关注子侄辈的教育，原本期望他们在科举的路上有所斩获。现在朝廷既然不再组织科举考试了，那么让这些子侄在旧式学堂、私塾中读书也就毫无意义了。国家必须改革，学子也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情形调整自己的方向。鉴于朝廷的新政策，1906年春，蒋廷黻二伯父毫不犹疑地将蒋廷黻兄弟送往省城长沙接受新教育。③
长沙是湖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时的长沙已经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许多商店陈列着五光十色的外国货，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趋向于洋化。
在长沙，蒋廷黻兄弟就读的第一所学校为明德小学。明德小学分小学与中学两个部分，课程设置与蒋廷黻兄弟在乡下私塾很不一样，有国文、数学、修身、图画、自然、体育，这是全新的教育体制，因而蒋廷黻兄弟只能从头开始，重回低年级就读。
蒋廷黻兄弟在明德小学只读了一个学期，二伯父就认为这个学校虚有其表，英语、数学水平不够好。二伯父认为，所谓新教育，就是英语与数学，这些知识起源于西方，因而西方人办的学校在这方面一定比中国人办得好。二伯父已经预感到一个新中国终将诞生，没有英语、数学，在新中国将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更不要说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了。基于这样的认识，蒋廷黻兄弟在二伯父的安排下，于1906年秋季开学时转至美国长老会设在湘潭的益智中学，开始接受比较西方化的近代科学教育。
在明德小学、益智中学那几年，正是中国政局急剧动荡的年份。明德小学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有关联，校园里充满着革命气息。革命令人感到迷惑、浪漫、兴奋，湖南人的自负、激进，体现在这句名言中：“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为普鲁士。”蒋廷黻此时年龄虽小，但在革命气氛感染下，也清楚地意识到：“所有中国青年都应该努力用功，以备将来为国牺牲。”①中国必将发生巨变，青年应该为巨变做好准备，迎接新世代，拥抱新世界。
在益智中学，蒋廷黻与外国教师有密切接触，系统接受了近代科学的洗礼，五年时间一直有算数、代数、几何、英语、西洋史等课程，从而使蒋廷黻对世界，对知识建立了全新的认识，渐渐萌生并坚定了留学西洋的信念。
1911年春天，蒋廷黻不幸染病。在患病的几个星期里，益智中学的外国老师林格尔夫人像护士一样照看着他，并在夏季陪同蒋廷黻至牯岭避暑，藉以休养。在牯岭，蒋廷黻通过林格尔夫人结识了更多的传教士，并最终答应林格尔夫人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
在牯岭疗养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风起云涌的关键时期。蒋廷黻此时年龄不过十六周岁，但受革命风潮的影响，相信中国实在需要一场革命，而且相信革命很快就会到来，并且一定会成功。林格尔夫人以及其他传教士认为革命很危险，往往建设少破坏多，中国应该尽量避免革命，减少破坏。
蒋廷黻的预感是对的。秋季开学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湖南很快受到直接影响，林格尔夫人担心革命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因而决定暂时关闭学校，返回美国一段时间。
林格尔夫人的思考启发了蒋廷黻，他由此想到了法国和美国革命，任何一场革命都是一个漫长阶段，如果蒋廷黻继续留在中国，那么他可能会因为这场革命而耗掉七年或者甚至二十五年的时间，静待革命过去再读书。基于这样的分析，蒋廷黻请求林格尔夫人回美国时将他带去读书，待革命过后再回中国。
对于蒋廷黻的请求，林格尔夫人爽快答应了，他们一起顺流而下赶赴上海，并在那儿办理护照，准备衣服，等待船票。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清政府与南方的革命党以及反叛的新军达成妥协，一场貌似需要数年的革命迅即结束。形势突变让林格尔夫人放弃暂时返回美国的计划，而蒋廷黻却义无反顾只身前往大洋彼岸。那是一个陌生的新世界，又是蒋廷黻热切向往的新世界。
以史学参与历史创造
一路奔波，一路辛苦。蒋廷黻经日本抵达檀香山。1912年2月11日，蒋廷黻乘坐的轮船抵达旧金山，并从那儿登岸，然后通过基督教青年会联系，密苏里派克维尔派克学堂允许蒋廷黻入学。
派克学堂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蒋廷黻在那里一边读书，一边做工，做工的收入充膳宿费。后来，蒋廷黻也到附近教堂、民间团体演讲，多少也有一些收入。演讲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他的家庭、在中国的读书情形。
1913年，蒋廷黻获得了湖南省省长奖学金，数目可观，每月八十美金。有了这笔收入，蒋廷黻资助他哥哥来美国留学。1914年秋，蒋廷黻离开派克维尔，前往俄亥俄欧柏林学院。
蒋廷黻转学欧柏林学院的时候，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战争开始，蒋廷黻对交战双方不偏不倚，但随着时间推移，他渐渐同情英法比。战争进行到第二个年头，蒋廷黻在欧柏林加入后备军官训练团，并热切期待进入美国军事训练营，或西点军校，但因为视力不适宜于当兵，蒋廷黻渐渐放弃这一想法，继续留在欧柏林学院读书。
此时，中国政治也处在急剧变化重组中。“救中国”的念头也一直潜伏在蒋廷黻的意识中，时隐时现，他如饥似渴选修多门自然科学课程，接受了严格的科学方法训练。这些训练不是死记硬背教科书的条文、公式、规律，而是观察世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训练让蒋廷黻终身受用。他后来“从事历史研究时，坚持从史料中得出结论，凭史料说话；从政后，也极重视实际观察，不少问题表现了独立识见”①。
广泛的阅读，特别是对欧美文学、历史的阅读，使蒋廷黻的思想认识也在渐渐变化，对于未来职业也悄悄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他开始认为，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革命似已成功，但却正如后来事实所显示的，革命后果造成军阀割据。中国连绵不绝的内战所引起的各项问题深深刺激了蒋廷黻，他渐渐觉得应该从历史上寻找中国问题的出路，从历史上说明这些变动背后的深层原因。然而，欧柏林学堂的历史课让蒋廷黻相当失望。他觉得，欧柏林历史系的课程设置不能有助于他将来在中国从事政治工作。上课时很枯燥，但蒋廷黻私下却读了许多德意志、意大利的历史，对俾斯麦、加富尔、马志尼等人的政治经历、政治思想崇敬、景仰，希望将来有一天学成归国能够有机会像这些政治家那样从事现实政治，引领中国的进步，创造历史，建设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新国家。
蒋廷黻在欧柏林的四年大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始终，对于威尔逊总统领导各国反对同盟国，以及同情中国学生，蒋廷黻发自内心表示认同，他相信国际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相信中国如果能够很好把握住这个历史机遇就一定会改变先前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坦然步入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政府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宣布参战，并与协约国达成一项协议，同意招募十五万劳工前往法国。与此相配合，中国学生青年会也募集一批志愿者前往法国战地劳工营中鼓励士气，蒋廷黻接受邀约参加了这项工作，并于1918年夏横渡大西洋来到法国。
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蒋廷黻数度赴巴黎，通过各种方式关切中国问题在和会上的进展。他对和会将山东权利转让给日本深感震惊，像许多中国知识人一样，对一向主张全世界人民自决的威尔逊实在不解。
离开法国前，青年会召集所有在军中服务的人员开会，讨论法国工作经验与未来中国工人福利问题。讨论的结果，产生了一个集体教育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人为晏阳初。晏阳初认为，要想提高识字率，就必须极大简化汉字，教育家应该找出一千个最习用的字，以便工人可以在三个月学会。晏阳初后来回国继续了此项实验，此即后来“平民教育运动”的缘起。①
1919年6月9日，蒋廷黻与晏阳初等同乘海轮离法赴美继续求学。②晏阳初返回耶鲁大学，蒋廷黻则进了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哥大是蒋廷黻留学西洋的最后目标，他在国内的时候就曾期望进入这所名校。
刚进哥大时，蒋廷黻曾想专攻新闻，想成为中国报界大亨，以言论左右中国政治。但当他真的进入新闻学院读书之后，渐渐感到新闻专业对政治的理解太过表象，无法深入。为了左右政治，必须懂得政治；要想懂得政治，必须专攻政治科学。一个学期后，蒋廷黻改修政治。但是不久，蒋廷黻又发现政治科学的局限性，政治科学所讲的政治，是理论的而非实际的。他的结论是，要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入手。有了这层觉醒，蒋廷黻又从专修政治改为专修历史。
在哥大，蒋廷黻的历史观逐渐成形。在这个过程中，给蒋廷黻深刻思想影响的教授很多，但影响最大且对蒋廷黻毕生历史观具有决定意义的无疑首推沙费尔德（William R. Shepherd）教授。沙费尔德在哥大讲授“欧洲发展史”，详细描述了欧洲在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向外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班牙人占领了南美，英国人统治印度，十九世纪末欧洲人瓜分非洲。这些既成的历史事实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欧洲人向外扩张的哲学基础是什么，是对还是错？利益、政治力量、传教、昔日的英雄主义等，在这些扩张进程中各自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欧洲人将自己的文明带到新发展的地区，另一方面，欧洲人也从占领地区学到了许多新事物，开始了解欧洲之外的新动物、新植物和新社会。这些社会都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有些虽然不如欧洲，有些的确很好。因此欧洲人在知识方面能够有机会和欧洲之外的地区进行比较，并能对整个人类生活和物质实体及现象有所了解。如果说欧洲人不向外发展，科学的新生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法国的革命哲学，如果不是因为欧洲人进入其他社会，也不会发生，尽管这些欧洲人新进入的社会有些非常原始，有些相当古老。但正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融合，刺激了新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