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传说与真相：金融巨头的故事
导言
旧时代的人非常看重自己的姓名，因为这是父母所赐，不可更改，按照当时的礼法，只有入赘作招女婿，姓名才可以（也必须要）全部换掉。但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比如民国时期的抗日名将薛岳，本名叫“薛仰岳”，但年轻做士兵的时候，长官将他姓名当中那个“仰”字漏写，于是他将错就错，从此以“薛岳”传世。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曾任清末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的周馥也是如此。周氏是安徽东至人，少年时代正逢洪杨之乱，家乡被太平军逼近，
在外出逃难之前，家里人怕他从此不再回故乡，因此将他名字改为“復”，期待他早日还乡的意思。后来他进了李鸿章的幕府做文书，李氏在写给他的文书中将他的名字笔误为“馥”，从此他就索性改名为“周馥”了。
这其中的原因没人研究过。我曾猜想，中国古代的权威顺位分别为“天地君亲师”，天地是虚悬一格，就现实层面而言，“君”要比“亲”更重要。清末王纲失坠，豪强纷起，居于上位的长官便是他们的小君主，其威权效力还是要高于父母的尊严。因此长官为自己改名（哪怕只是笔误），都是可以和必须接受的。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胡思乱想，但却引发了一些思索。事实上，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一层层官员的选拔，并非必须通过皇帝的遴选或者中央政府的考试，而是由权贵从自己属下的幕僚、偏将中推举上报，只需取得中央名义上的批准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说，长官的确比皇帝更重要。就这样，从曾国藩开始，一个个势力集团在某些代表性人物身边逐渐形成，从军事延伸到行政，从行政延伸到财政，最后或干预政治，或割据地方，无论其利其害，是福是祸，从洋务运动发轫，乃和民国相始终。
由于中国从来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因此无论是研究经济还是金融，都必须把政治因素计算在内。甚至也必须把我们所研究的财经专家、金融家与当时权贵、军阀的私人关系计算在内。不过这倒是有利于我们讲金融的故事，人物关系带出的种种传奇总要比枯燥的数据和图表来得更加引人入胜。
周学熙：现代中国金融业的奠基人
京师自来水公司这要从袁世凯升官讲起。袁氏是中国这一百年来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因为他复辟帝制而背叛共和，以致成了历史上一位反面人物。但在称帝这个荒唐举动之前，他一直是个精明强悍并踏实办事的优秀人才，尤其是对于清末新政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英雄。
甲午战败尤其是庚子事变以来，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廷统治者痛定思痛，决定对政治体制、军事体制和行政体制、司法体制进行大规模改革。但是海外革命党“驱除鞑虏”的呼声在国内激起的反响毕竟引起了满洲权贵的疑惧。更重要的是，作为各地督抚的汉族大臣虽然表面上仍听命于朝廷，行政权、财政权和军事权却越来越大，已经俨然藩镇，1900年义和团事变中的两江、两广、湖广、闽浙等总督的“东南互保”就是个显然的例证。此次行动的参与者就有袁世凯，当时他是山东巡抚。第二年李鸿章去世后，他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开始训练新式军队，这就是北洋军的发端。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判断慈禧对袁氏的真实想法，事实是，1907年袁世凯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进了中枢地位当然更高，但手上的实权却失去了。不过至少表面上，慈禧还是和袁世凯非常亲密，经常召他进颐和园商量国家大事。有一天，两人正在对答，一个小太监进来和站在墙角的李莲英悄悄地说了几句话。慈禧此人多疑，便好奇地问他们说什么，李莲英连忙上奏，说紫禁城中的绸布库房着火了，幸好已经扑灭，没造成重大损失。于是慈禧随口问了一句：“袁世凯，你有没有防火的办法？”
袁世凯本来就头脑机敏且勇于任事，当场他就提了个方案，就是在京师开办自来水公司，并派他最信任的理财专家周学熙主理此事。当时，北京人生活用水的获取状况很不理想。皇宫和达官贵人都从玉泉山取水，普通百姓要么打井，要么买井水。北京的地下水含碱量很高，喝井水的普通人家的容器中都结满了白垢，很不利于健康。因此即使从民生角度来看，开办自来水公司也是必需的举措。
之前农工商部早就在筹划此事，就是因为经费严重不足才一直拖延。袁世凯已经不再是地方大员，当然也拿不出钱来开办。周学熙毕竟有着丰富的财经和金融经验，他找到了一条解决之道，那就是发行股票。京师自来水公司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自来水公司，而这张股票也是北京第一张股票。
北京当然不是水源丰富的地方，因此这项工程共铺设管道一百八十五公里，用了四百二十处水龙头，并且在东直门修建了五十二米（相当于二十层楼）高的水塔。这要很多钱，经测算，总额需要白银三百万两之多，而这些钱，必须完全从发行股票中获得。这使得周学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当时一般普通百姓的投资概念是有了钱就买房置地，很少有人会花重金买一张前途莫测的纸片。于是，周学熙只能动用他在天津开设的官银号作担保。天津官银号是1902年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命周学熙创办的，实质上就是官办的天津银行，由这家银号担保，老百姓就放心了，股票的购买开始踊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京师自来水厂的股票还具有债券的性质，因为天津官银号担保每年八厘的利息，自来水厂赚了钱还要享受分红。但是官银号本身也没有吃亏，因为它成了这张股票的经销商。股票通过银号不仅在北京、天津两地发售，还推向了全国的各大商埠，最远的行销地是汉口。
即使通过发行股票筹到了开办费用，周学熙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正常工程的艰难且不去说它，管线虽然深埋在地下，但开掘地面的时候还是会引起当地村民的不满，尤其是路过坟墓的时候，老百姓会认为破了风水而和施工队大起纠纷。而且施工期间正逢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同时去世，国葬期间还不许施工。此后的麻烦就更大了。溥仪上台以后，袁世凯被摄政王开缺回籍，周学熙在朝中的后台倒了。经过不到两年的建设好不容易自来水厂终于产水、通水、出水，但接下来的事是老百姓又充满了不信任，不愿意买水。
皇宫里的满洲亲贵是不屑于用自来水的，老百姓也不用，因为他们认为水龙头里出水看着很古怪，不吉利。如果龙头里冒气、冒泡的话，老百姓就更排斥了。周学熙只能亲自上阵，写了很多科普文章宣传说服，就这样，自来水才在北京慢慢推广开来，逐渐成为民生之必备。
1947年，也就是自来水公司创办四十周年之际，当时的北平市政府应市民要求，表彰了创办人周学熙。周氏当时已经八十三岁了，听到消息非常感动和激动，还特意写了两首诗感谢这次表彰。事情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有人说，他是带着满意和安慰的心情离开人世的。
周学熙和袁世凯
周学熙是贵公子出身，他的父亲就是我们前文提到的周馥。李鸿章在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周馥投身他的大营下做个文书，之前只是在大街上摆算命摊的。周馥有一个长处，就是书法非常好。有一天李鸿章翻阅文件，偶然发现其中的一份字迹特别工整清丽，一问之下，写字人叫周馥，于是李鸿章就常把此人带在身边，逐步培养，直到他成为直隶布政使。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接替了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子，而袁氏留下来的山东巡抚的位子由周馥接任。此时，他的儿子周学熙正在帮袁世凯开办山东高等学堂。
周家和袁家是世交。1868年，十岁的袁世凯跟随叔父袁保庆来到南京，认识了三岁的周学熙。在随后的两年内，袁保庆和周馥是两江总督府的同僚，袁世凯和周学熙也成了要好的玩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命令周馥负责前敌营务处，并命令袁世凯前去协助，这是两人共事的开始，后来还结了儿女亲家。1899年，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
在此期间，考取举人的周学熙却科场困顿，再无长进，遂心灰意懒，想在实业上重开一片天地，于是在1901年投奔袁世凯，开始了两人长达十五年的事业合作。
1912年初中华民国的成立，将袁、周两人的合作期一分为二。前一时期袁世凯作为清廷的重要官员，戮力于直隶乃至北洋地区（如今的京津两市，还有河北、山东、辽宁三省）的工业、财经、金融建设，周学熙襄助甚多。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天津官银号、京师自来水公司和山东高等学堂、直隶工艺总局的设立，还有启新洋灰公司的创办，都是由袁世凯支持，周学熙操办的。
袁世凯擅长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方面的运筹，经济层面终非强项。但一切经营终究以工业、财政和金融为基础，所谓“实业救国”，民生不立，一切都是空谈。这方面就需要周学熙这个财经专家的鼎力相助了。两人名义上是上下级关系，实质上是合作伙伴甚至是朋友。1909年初袁世凯被逼下野，隐居于河南家乡。第二年三月份，周学熙的父亲周馥已经七十五岁高龄，还以亲家的身份长途跋涉去祭拜袁氏祖坟，周学熙也从北京赶去会合，父子两人一共在袁世凯家住了十天，相谈甚欢。如此殷殷情意对于下台失势的袁世凯而言无疑是心理上的雪中送炭，也证明了周、袁两家的友谊经得起时间和时局的考验。
辛亥革命胜利后，1913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于1913年10月被第一届国会选举为正式大总统，但压力非常之大。先不说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挑战和地方势力在军事上的挑战，新生的中华民国首先要面对的是财政上的困窘。清廷原本没有公共预算的理念和举措，到了1911年，才根据当年的收支情况编制了第二年（即宣统四年）的国家财政预算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清廷的中央财政收入为一亿九千万元，其中92%来自全国各省的财政上缴。而事实上，整个1912年中央财政收入只有三千万元不到，且军费膨胀，入不敷出，就连一向忠诚有序的北洋军也开始闹饷哗变，在京师重地纵火抢劫。
此时，袁世凯想到了他长久信任的财政专家周学熙，在1912年7月任命周为财政总长，主要负责对外借款事宜。这场所谓的“善后大借款”曾经遭到过广泛的攻击，但以今日之眼光来看，我们也想不出，以袁世凯当时的处境，如不低头向列强借钱，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能够迅速挽救财政危局？让老朋友从事这项工作，袁世凯是把周学熙架在火上烤。周氏遭到了舆论的广泛攻击，清誉受损。第二年四月份借款成功签字，他也黯然辞职了。
这项向列强借款在心理上起到了激励作用，在技术上起到了杠杆作用，是北京政府起死回生的关键。从此北洋的财政状况开始好转，到1915年，财政收入已经上升至一亿三千万元。
中国财税制度的奠基者
自1912年7月担任财政总长以来，周学熙一方面举行“善后大借款”的筹措工作，和列强银团唇焦舌敝地反复折冲，另一方面连续向国会提出了三个财政税收方面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意图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财政问题，并使得财税制度开始现代化。周学熙认为，清朝的税收体制有三大弊病，那就是穷人纳税繁多；富人反而不纳税；地方截留严重。就此，周学熙设计了一个中央和地方两利的财政体系和纳税方案，但还未及施行便匆匆下野了。
1915年4月，周学熙被再次征召出任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总长，才开始有时间、有精力推广他的一系列制度设计。他首先设立新的财政管理体系，明确清晰地划分了国税和地税的区别；同时将盐务直属于中央；然后整理田赋，公平丈量。他的这些举措开始了中国税收体制的新时代，被中华民国历届政府所沿用。
孔宋豪门手中的法币改革
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正式于上海成立。在回忆起当年开幕典礼的时候，后人不无嘲讽地写道：宋老太太满面春风，一手扶着大女儿宋霭龄，一手搀着小女儿宋美龄，后面紧跟着儿媳张乐怡。刚参观过大女婿实业部长孔祥熙在上海南市举办的国货展览会，又前来参观小女婿蒋介石授印、大儿子出任总裁的中央银行开幕典礼礼品展览。
文中的“宋老太太”当然就是倪桂珍。她的丈夫是著名传教士宋耀如，国民党元老，也曾是孙中山的金主之一和财务主管。1928年的确是倪氏最为志得意满的年头。她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位还在上学，但大儿子宋子文已是财政部长兼央行总裁。她有三个女婿，大女婿孔祥熙任工商部长（后任实业部长）；二女婿孙中山去世不久，开始被尊为“国父”；小女婿蒋介石则是国府主席，是握有军政实权的国家元首。
这场以蒋氏为核心，以孔宋为两翼的人事安排，标志着国民党豪门政治的正式诞生。此后近二十年间，中国的财政大权基本由孔宋二人掌控。如此以裙带关系固结的政经同盟，给予蒋氏政敌以源源不绝的攻击说辞。但客观考察这一段历史，我们能够发现，因为仅用两年，国民政府由东江一隅而猝然占领全国，缺人才、缺经费，是其面临的最大麻烦。所以，蒋介石如此任人唯亲，似乎也可以理解。
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
国民党向来以“革命党”自居，尤其重视军事和党务人才，对于财政吸纳，总是以募款为主，不太注重长久有效的经济管理。事实上，国民党也一直缺乏稳定的根据地，所以很难吸引金融人才前来效命。1924年孙中山“联俄联共”，好不容易在广州有了一方喘息之地，对于高级官员的选择，也只能简便为之，任命自己能够信任、而又愿意效忠的两位亲戚来主管财政，他们就是孙的妻舅宋子文和襟兄孔祥熙。
孔宋虽然后来声名赫赫，但当时基本没有财政金融经验。当时，从事财政工作，重点并非在于管理能力，而是能否与金融界要人保持紧密亲切的沟通上。这一点，孔宋二人相当欠缺。不过，当时孙建立的“广州革命政府”仅仅是政令不出珠三角的地方政权，尚无需盱衡全国的财经形势。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经济，呈现出非常奇特的割裂现象。一方面，由于欧战爆发和俄国革命，欧洲对于中国丝茶等农产品的需求直线下跌，两湖江浙的农业逐年萧条乃至凋敝；另一方面，同样由于欧战，列强在中国的工商投资和消费品输入也大幅度降低，由国人举办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银行业开始蓬勃兴起，上海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无论大阪还是香港，都远远无法与之比肩。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两大国有银行 —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经营重心也已转移至上海。由于商股不断注入，导致官股微乎其微，北洋政府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这两家银行的控制。民营银行以所谓的“南三北四”为代表，立足上海，辐射江浙，连横京津，成为现代工业和房地产业的资金蓄水池，有着愈发显著的社会美誉度和经济信任度。
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地方实力派，对于上海金融界总不敢予取予求。上海的银行家们在政治上受到租界治外法权的保护，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上海滩的金融业呈自由竞争态势，万一民营银行受到当局压迫，其金融信用就会崩溃，那么无论储户还是业务就会流向外资银行。大局如此，这种杀鸡取卵的蠢事，任何正常的政治家都不会尝试。
上海的金融家的构成比较简单。上海开埠以来，尤其是太平军横扫江南的时候，苏州、宁波的富商流亡沪上，以旧式钱庄为业。其中有一批善于学习并目光远大的年轻人逐渐进入外资银行和洋行，从推销产品的“跑街”起步，最终成为买办，进而以家族名义投资金融业。他们是上海滩的老派人物，其代表为席正甫、虞洽卿。
甲午战争以清廷的惨败而告终，1895年后留东学子络绎于途，其中，有许多人的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熠熠生辉。他们在日本大部分加入同盟会，但回国后的经历各有不同。比如钱新之在辛亥革命后即疏远了国民党，转而为张謇效力，后为“北四行”在上海经理业务；也有的学子在日本就亲近康梁保皇党，比如张公权，因此梁启超任北洋财政总长
的时候，命他主管中国银行事务。这些人即是上海银行界的新派人物。要想取得上海金融界的支持，无非是和上述新老两派金融家建立互信，保持共信。1927年初，国民党北伐军饮马长江，必须和沪上各界接触以寻求其支持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因为无论宋子文还是孔祥熙，似乎都无法完成任务。
孔宋都是留美学生，与留日学生素无交集。孔氏回国后，一直在山西太谷服务于桑梓教育事业，和上海金融界极少往来。宋氏倒是在沪上任职五年，但职务不高。而且他回国的时候，其父宋耀如已经去世，家族的人脉余绪已经散去，没有对他事业有多少帮助。孔宋二人与上海滩银行家们既缺乏历史关系，又缺乏人际信任，国民党介入金融界的愿望，看来无法达成了。
正在这彷徨关头，倒是作为军事领袖的蒋介石解决了这一难题。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蒋氏曾在沪上从事证券交易，一面为孙中山筹集革命经费，一面也为自己的事业开拓新的路径。这场尝试以失败而告终，使得蒋氏对于自由市场体系及金融业人士终身都非常厌恶，这是后话。但这段不长的从业经历也使得他结识了虞洽卿等几位宁波老乡，并保持着亲密关系。1926年夏天，国民党军刚刚准备挥师北进，虞就派自己女婿去广州拜访总司令蒋介石，一探虚实之余，确认蒋氏对于江浙资产阶级的善意和诚意。其后，虞简直成了蒋在上海的代理人，竭力说服满心疑虑的外国领事和沪上金融家，要求他们同样信任和支持蒋介石。
北伐军抵达上海后，银行界愿意承销“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为蒋氏政权输血达七千万银元之巨，与虞洽卿的折冲调和大有关系。除了这些老派人物的支持，新派人物钱新之也因为与蒋氏的历史渊源，愿意投身国民党政府。钱与蒋介石年龄相仿，辛亥革命时曾一起任职于沪军都督府，关系良好。十五年后重逢，决意继续支持蒋的事业，遂加入南京政府任财政部次长，成为蒋氏与上海金融界沟通的最重要的桥梁。
但是，军国大事，既在税收和公债，也在财政整理，更在规划今后的金融发展方向。新上台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做这一切，有点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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