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崩地解：黄宗羲传

一部极富思想含量的传记作品。作为中国本土生长的思想启蒙先驱，黄宗羲从“游侠”到“大儒”的一生，是乱世里知识分子寻求救国之道的历史缩影。
文史专家 孙 郁：
作者以非正宗的史笔写传主的苦路之行，内心活动与环境勾勒均有动人之色。既有士大夫内心的还原，又带学术史的奇思。小心的考证，大胆的陈述，将社会氛围、士人之雅好与现实生活之抵牾，进行了多角度的透视。全书行文散淡洒脱，沉静的叙述里峰回路转，演绎了一代人的心史。
文学专家 贺绍俊：
成熟新颖的名人传记，潇洒自由的学术随笔。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史学家、教育家，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为清初三大儒。他早年多磨难，父亲作为东林党人被魏忠贤等“阉党”迫害致死，青年时期逢明末离乱，身为复社成员又遭吴大铖迫害。明亡后他投身抗清活动，一度以“游侠”形象往来于各抗清组织。终于在抗清一次次失败、清朝统治日趋巩固之后，他开始以孔孟为楷模，一边著书立说，一边坐馆授徒，立倡文明救世，质疑帝制法权，从朝代更迭的历史教训中，生发出积极进步的民主思想，成为中国本土生长的思想启蒙先驱。
《天崩地解：黄宗羲传》作者多年研究明末清初历史，对黄宗羲思想有深切的理解认同。本书将传主的身世、生平重要活动和其学术思想，融会在相关历史资料的梳理之中，条分缕析，夹叙夹议，使传主的形象渐渐凸现、清晰，在阐述其思想时，对照现实并提出自己的深刻见解。作为一部思想家的传记，它在呈现传主思想价值的同时，也融入了作者的思考探索，最终使其成为一部极具思想含量的作品。

李洁非，男，1960年生于安徽合肥。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室主任，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多年从事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及文学史研究，亦以明史方面著述见长。主要著作有“典型三部曲”（《典型文坛》《典型文案》《典型年度》）、“李洁非明史书系”（《龙床：明六帝纪》《黑洞：弘光纪事》《野哭：弘光列传》）和《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文学史微观察》等。曾获首届冯牧文学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序言
零壹麟儿
零贰随任
零叁党祸
零肆成人
零伍颂冤
零陆同难
零柒读书
零捌应试
零玖友游
壹拾复社
壹壹脱难
壹贰别师
壹叁起兵
壹肆鲁王
壹伍游侠
壹陆行朝
壹柒乞师
壹捌窃伏
壹玖绝望
贰拾多难
贰壹梨洲
贰贰西席
贰叁聚徒
贰肆反思
贰伍留书
贰陆撰史
贰柒故人
贰捌汰存
贰玖偏见
叁拾吕怨
叁壹余波
叁贰辨訾
叁叁变化
叁肆玄烨
叁伍忭忻
叁陆天下
叁柒史学
叁捌掮任
叁玖后圣
肆拾裸葬
肆壹谢世
附录一黄宗羲系年简表
附录二《清史稿》卷四百八十黄宗羲传
附录三梨洲末命
附录四文孝梨洲先生私谥议
附录五《交游尺牍》选注
附录六近人评骘小辑
后记

零壹 麟儿
绍兴古称越，宁波古称甬，余姚大致居它们中间。如今余姚隶属宁波市，四百年前却在绍兴府治下。本书主人公乃余姚人氏，他一生许多故事与以上三地有关，故而我们先取得一点地理的概念。
余姚东南一带，眼下称梨洲街道，那是二○○一年为了城市化，将梁辉镇、余姚镇等十余村合并后新改的名称。四百年前，这里的古名乃是通德乡。
通德乡有座桥，叫黄竹浦。它还有别的名字，“黄家竹桥、竹桥、黄竹浦是一座桥名的不同说法”。桥至今仍在，石制；从那个“竹”字来看，原来大约是竹造的，后来变成了石桥。至于黄竹浦中的“黄”字，则确因周围住着一支黄姓宗族。他们分布于一个较大范围，包括周家埠、后新屋、前园、李家塔几个自然村，黄竹浦本身并非村落，但黄氏以之为中心点，来指代全族的聚居区域。
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八日1610年9月24日，黄家李家塔一支的长媳姚氏临盆。戌时，暮色刚落，诞一男婴。孩子的父亲预先做过推算，“年月庚戌乙酉，得日时庚辰丙戌”，实际竟然分毫未爽。
乳名也早就起好，单唤一个“麟”字。
它得自姚氏一个梦，梦见自己生了一只麒麟。这是很好的梦。古以麒麟为仁兽，“圣王之嘉瑞也”。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有猎获麒麟一事，《春秋》记之：“春，西狩获麟。”写完这一句，孔子便辍笔了。杜预于此注道：“时无明王出而遇获，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修中兴之教。绝笔于‘获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为终也。”说孔子本是为发扬周的道德而作《春秋》，现实却很令人失望，故对“时无明王”而仍有“获麟”之事发生，孔子感到无法解释，灰心而且伤心，索性就此搁笔其后至哀公二十七年这段尾声，非其亲笔，由门徒续完。
姚氏是否果有“获麟”之梦，无从考究。据说，新生儿“额角有红黑痣如钱，左右各一”。我们知道麒麟是头上生角的，这描写自然意在印证“梦麟”之确。还有人查阅宋濂《孔子生卒岁月辨》，发现“与孔子生歾，只差一字”。凡此种种都预示着，降生在黄家的这孩子，非比寻常。古时对一般所谓“人杰”，喜欢就其身世搞一点穿凿附会，我们姑妄听之。但无论如何，男婴乳名叫“麟”却是事先起好的，并非后来另改。
说起黄竹浦黄家，嗣胤虽繁，在当地却还称不上望族。宗谱上所载前十世，似乎都无名讳，仅以排行相称，如“万二”“亚一”“从二”“辛六”“端十四”“福十”“顺六”等。这是门户低微的特征。古时村野之夫，除有姓氏之外，只以排行区分，非得具一定身份地位的人家，才有专门起名的必要。
黄家这一支，到了第十一世，始有确切名讳。不过仍不稳定，有时又“失讳”无载、仅具排行。至第十四世，终于稳定下来，族中不仅各有名讳，甚至可以知道他们的表字。第十五世，出现第一个读书人，讳曰坤，字龙蟠，是“郡庠生”府学学生。第十六世，出现首位为官者——此人非他，正是麟儿的父亲黄尊素。
黄尊素，表字真长。生麟儿那年，他二十六岁。这是他初次得子，他本人是长房长子，他的父亲黄曰中也是长房长子，到麟儿这儿，连续三代长房有子，从伦序角度说，意义非常，十分可喜。这种好兆，很快有了进一步的验证。麟儿出生的第六年，黄尊素“举于乡”。明清两代，当上举人便有做官的资格。过去族中无人中举，学历最高的叔父黄曰坤，仅为府学生。黄尊素中举后，丝毫没耽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翌年会试一举再登进士第。科举途中，能从乡试而会试连捷，甚是难得，多少人都蹉跎不已，屡试屡败。
不单功名得意，黄尊素子息也来得旺盛。成进士当年，次子出生，隔一年，又得第三子。这三个儿子，日后名望都很高，人称“浙东三黄”。他们便是长兄黄宗羲表字太冲、仲弟黄宗炎表字晦木、叔弟黄宗会表字泽望。后又有第四、五子黄宗辕、黄宗彝。
零贰?随任
黄尊素成进士，时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第二年得授宁国府推官，于是携眷赴任。此后九年，麟儿都跟着父亲随任而往，度过一段官宦人家子弟生涯。
这正是他从童年到少年的阶段。此时他的生活，无忧无虑，多少显得平淡，所以《年谱》记载极简，似乎没有特别值得一叙者。
稍有兴味的，或许在于他的资赋和求学。古时才子硕儒，往往幼年即显异禀，麟儿却完全不曾留下类似美谈，好像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孩子。天启二年1622，父亲把他从宁国单独送回老家，去郡城绍兴“应童子试”。那是获取生员资格的考试。当时念书由私塾开蒙，念到一定程度，参加官学考试，县、府、院共考三道，全都合格通过，就取得官学入学资格，成为生员亦即俗称的秀才。勿要小看童子试，那是通往仕途的第一扇门，也殊为不易，考了一辈子到七八十岁仍通不过的，大有人在。麟儿一次成功，次年“补仁和博士弟子员”。博士弟子员是生员别称，仁和是当时浙江一个县。换言之，麟儿就此成为仁和县县学的学生，那年他十四岁。
不过此事或许有些名堂在内，主要看那个“补”字，作何解释。
明代从太学国子监到地方上的府、州、县学，名额都是一定的。洪武年间，“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以后历朝具体人数有所增减变化，而有定额这一条不变。原因是，凡入官学，朝廷就要每月按人头支出，“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换言之，每个学生将由国家所养，故必然有额度限制。既有定额，不言而喻是缺一个补一个。补缺机会，无非是有人升了太学、考取举人或因过黜免。每次招考，“一等前列者，视廪膳生有缺，依次充补，其次补增广生”。廪膳生指“初设食廪者”，增广生则近乎后代的扩招生、走读生。
麟儿“补仁和博士弟子员”，自然可以是这种正常的“补”，但并不排除另一可能。《思旧录》邓锡蕃条记：
邓锡蕃，字云中，金坛人，嵊县知县。余弟司舆补弟子员，为公所荐。
“司舆”是四弟黄宗辕的表字。又，冯元飚条也记：
塘栖卓大丙年十六七，其妇翁引之见余，余言于公，即为致书杭司理宋璜，大丙即补博士弟子员。
显然，“补”还可以通过请托亦即“走后门”达到。这种事，黄宗羲亲自运作过两回。一次为四弟宗辕宗辕四岁时父亲已被害，宗羲长兄如父，补弟子员一事必出彼手，另一次是为一个叫卓大丙的熟人家子弟。以此佐证，我们设想黄尊素当日为了麟儿亦曾如此，大抵并不离谱。
我们作此猜想，主要依据是少年时黄宗羲不算刻苦用功的孩子。按他的表现，应试会有相当难度，更不必说还一考即中。他自己回忆说：
宗羲此时年十四，课程既毕，窃买演义，如《三国》《残唐》之类数十册，藏之帐中，俟父母熟睡，则发火而观之。
他的兴趣，不在正经功课上。所热切去读的东西，如今虽是堂而皇之的“文学经典”，以当时来论，则并不高于琼瑶古龙之类在今下的地位，耽于其间，不能不意味着疏怠学业。
麟儿保守着自己的小秘密，以为瞒得甚好，实则和每个背地里捣蛋的孩子一样，自以为得计而已。“一日出学堂，忠端公见其书，以语太夫人，太夫人曰：‘曷不禁之？’忠端公曰：‘禁之则伤其迈往之气，姑以是诱其聪明可也。’自此太夫人必窃视宗羲所乙之处，每夜数十叶，终不告羲为忠端公所知也。”古时读书，爱在书上画“乙”字作为标记，类乎今人打钩画杠之类。麟儿不知，他每夜标注过的几十页，悉为母亲姚氏所掌握。
黄尊素纵容麟儿读闲杂书，说明他不是功利心很重的父亲，无意将儿子精神空间挤压到唯以举业为念的扁平态，以致伤了“迈往之气”。这是对的，于黄宗羲的精神格局发生了良好影响。然而话分两头，从应试角度我们得说，未来第一等的学问家黄宗羲并非优等生，拙于考试在他可谓始终的短板，一生最高“功名”止于“博士弟子员”。从日后崇祯间的屡次乡试不中，我们自有理由认为，连当初那个生员出身，多半也未必是靠“真本事”挣来的。
天启二年，黄尊素在考评中升官，得授御史，位子一时无缺，乃先回乡待命。第二年任命下来，去都察院做山东道监察御史。这样，麟儿又随着父母北上，来到遥远的北京。
北京是大码头，麟儿很开眼界，见识了各种场面和人物。晚年他曾有一笔述及：“余十四岁时，随先公至李皇亲园看牡丹，公指朱大典方较射园中，得一见之。”印象新鲜如昨。而更开心的，还是杂书易得。先前，不论故乡或是宁国，不会有北京那么发达的市肆供他游逛。“窃买演义”之“窃”字，暗含了违禁少年所特有的快乐喜悦，那感觉，想来也为现在偷泡网吧的孩子所共有。
可这无忧无虑的光阴，没有维持多久。麟儿并不知道，当自己享受“少年不知愁滋味”时光的同时，父亲却正卷入一场严酷斗争。
……

黄宗羲，表字太冲，晚号梨洲。近世将他与顾炎武、王夫之一道，并称明末三大儒。他们都以明遗民终世，而自实际影响言，黄、顾在世已负盛名，王夫之当时知者不多，约二百年后才被发现。顾炎武影响主要在经学，黄宗羲则对清代史学贡献尤卓。清之代明，是中国史一大节点。它造成作为汉族国家的“中国”第二次整体亡国，但从今天观点讲，这是次要的。明代是帝制晚期，嬴政所创的这种极权政体，到明亡时存世近一千九百年。如此漫长时间，积累了大量矛盾，除早就存在的老问题，又有随经济、社会发展而形成的新问题。这令明代一面在制度上走到尽头，没有活力，上下苦闷；另一面，社会现实、思想现实又充满躁动。思想方面，整个中晚明兼有解体和解放双重特征，像极了欧洲文艺复兴对于中世纪的反动。政治方面，士大夫在朝堂上开始自觉结成利益集团，与皇权系统相抗，“宫”“府”冲突一直伴随明朝到亡。而在地方或民间社会，乡绅对地方事务和民心、民望、民风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渐而能与官府相颉颃，东南一带以乡绅崛起为背景的社会再组织情形，万历以后相当显明。所有这些，当然以当时经济、生产的重大变化和突破为底蕴。打个比方，明王朝有如一只大脓包，细菌等病原体与白细胞的厮杀，以大脓包方式表现出来，看上去是很丑陋，但脓包破时毒素也就流尽，历史将能生长新鲜的肌肤。黄宗羲就活在这大脓包行将溃破的时代，他看得很清楚，脓包仅剩一层薄皮，近乎透明，触之即溃。偏不承想，溃破的当口儿，白山黑水之满人，趁乱而入。对此事的后果，当时自有各种解读，其中，从效忠明朝或华族亡国角度做出反应的，不乏其人。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一些杰出人物，则从更高的历史高度看问题。他们主要看到两点。一是“大金—大清”文化上过于粗陋野质，他们入主中国，势必以这较大的文化落差拖中国文明进程后腿；二是当时中国已有明显的变革迹象，条件颇备，意识亦开始觉醒，而异族统治则势必以新的矛盾内容、矛盾关系，扭转中国历史呼之欲出的变革主题和方向。后来事实证明了这种预感。在近代化历程中，中国与欧洲拉开差距，主要取决于十七、十八世纪这二百年，明亡清兴可谓是其节骨眼儿。如今论到中国近代史，习惯以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为起点与视角，其实可以试着将视线提前二百年。一旦基准点选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而非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我们眼光或大不相同，对一些事情看法可随之刷新。比如中国文化有无自我更新能力，中国历史可否自发孕育现代性，以及中国有无民主、法制、共和等思想的原创根芽……在鸦片战争视角下，这些都被否认了，认为非中国所能有，只有靠从欧美输入。以后，又有不少人断言“民主”等是外来物、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看法，都认为近代之门，我们不能主动启之。究竟如何呢？或应越过清代的两百多年，到明末看一看。黄宗羲当能告诉我们不同的话语。一方面他平生所历很精彩，值得一述，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对我们重新确认中国精神资源颇具启发。黄传过去已不算少，然而写得简明、详略得当，又能深入浅出的，似未得见。笔者除把握好主题以外，便想在这两个方面多下点功夫。体例上别无特别，唯行文之中夹注，通行的方式是加括号，但考虑到引用的传主一些诗文，颇多自注，若以括号标识，有失古意，故借鉴中国旧式印书的办法，凡夹注一律以较小字号排出；其中引文这一部分，传主原注则字号略小而字体不变，倘若注出笔者，则另择字体。谨序。
后记
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翘首期盼的，应不仅仅是器物现代化抑或生活之富足，而是开明、健康、充满善意、令人愉快的社会。
一九二三年，梁启超论述五十年间中国走过的路，把它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方面感觉不足，第三期是从文化方面根本感觉不足。
这确是我们民族觉悟的三个阶段，但当中有一个大失误，就是认为中国补上这些不足，唯有走全盘西化的路——陈独秀所谓“欧洲输入之文化”——中国文化则被置于彻底否定的境地。比如鲁迅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的书”。
但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古老民族，完全用拿来主义办法，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历史进化，缺不了一门功夫：解释学。西方的近代之路怎么来的？很多人忘记它先后做过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文艺复兴，通过祖述希腊，走出中世纪。一个宗教改革，使基督教核心价值融入资本主义伦理。这两件事，使西方打通了自己的古代、中古和近代文明。不独西方，其他近代化之路走得扎实的地方，也都不曾将传统打烂。我们左近，有日本可以观察。
莫非中国人不懂这个道理？不是。春秋战国，是运用解释学衔接过去未来的典范，孔子就是一位解释学大师，他通过“述周”，为中国后来两千年世界领先的农耕文明奠定基础。秦代大斫伤后，汉儒又出色地完成了文明接续任务。已经嗅到近代民族国家气息的宋明两代，也是解释学重镇，而着手于与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相似的新儒学建设。
说起来，二十世纪中国对自身传统也并非不曾尝试新的解释，但一是专挑中国文化坏的方面来解释，二是专把中国文化往坏里解释。终迄“文革”，这种思潮达到顶峰。
抹煞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认为它只有消极面，造成一大困难，一大矛盾处境。一方面，更好社会绕不开人类共通价值；另一方面，此类价值却被指为中国所天然匮乏。于是，在中国讲民主、个人尊严、精神独立等，变成了伸张西方话语。美之者如此，詈之者亦然。
这是我们奋力向前的大障碍。中国要将社会改进目标从生产和技术的发达或国力强盛层次，提升到开明、健康、充满善意、令人愉快这种“好社会”层面，非得重新解释自己的文化，使之不外在于人类共通价值；比如，对民主社会、法治社会的追求，不是抄摹外国，不是以夷乱华，而是中国精神资源固有之义。
这不是搞廉价的“古已有之”。人类共通价值根植于普遍人性，本非一时一地、个别民族个别文化所独有。其次，中国文明既然数千年傲立于世，乃至是唯一从古代延嗣于今、不曾中断的文明体系，则必有厚德善因，以及正大轩昂的道理。诚然，历史上我们曾顿挫、停滞，以至有朽腐窳隳的段落。但是，讳疾固不可取，隐善扬恶又岂宜乎？良则良，莠则莠，理应分别论之。“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从孔子起，倡文明、反野蛮，始终是中国历史主线，着眼整体，就能看见这条主线。
中国欠一个解释学努力，欠一个自己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没有哪个国家可在一味反传统中完成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衔接，走出健康的现代之路。
实际上，近代中国曾经有过类似尝试，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重新发明孟子，就是如此。而且他的工作，当时在世界范围甚至具有领先性。这些可贵幼芽，虽因社会条件严酷（清初激烈的民族矛盾）未能生长而夭折，但无疑是我们正面的精神资源，沿着它、通过它，可以追寻到中华文化向善和光明的力量。黄宗羲生前自觉地为吾族做着此事，三百多年后既有机会替他作传，我自当接过这衣钵。简而言之，为中国文化激浊扬清，彰其与人类文明并行不悖的一面。中国真正交其“大壮”之运——以今天话讲是实现向开明社会的进化——这将是关乎根本的环节，有巨量的工作在等待我们，几十个世纪的精神脉络和底蕴需要整理与重释，亟盼有识者同襄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