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斯心理治疗：经典个案及专家点评

《罗杰斯心理治疗：经典个案及专家点评》不仅有罗杰斯心理治疗过程的完整记录（许多经典个案为首次公开发表），还有其他心理治疗学派的专家们对这些个案的点评。《罗杰斯心理治疗：经典个案及专家点评》将使新一代心理治疗师领悟到真正的罗杰斯治疗，以及这些治疗方法的重要意义，使罗杰斯的思想在心理治疗领域得到继承和发展。对于从事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的专业人士来说，《罗杰斯心理治疗：经典个案及专家点评》是一本不可不读的经典之作。对于选修心理学的学生和接受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训练的学员来说，阅读《罗杰斯心理治疗：经典个案及专家点评》就如同上了十堂临床心理治疗的观摩课。

前言
说明
第1章 罗杰斯临床治疗中的基本概念
情感回应
营造相互适应氛围
明确表达关注
理解核查
复述
表示理解
消除疑虑
解释
正视问题
直接提问
根据求助问题提出反问
保持沉默和打破沉默
自我暴露
接受更正

第一部分 人本主义学派治疗师对罗杰斯五例面询个案的点评
简介
洛蕾塔个案
格洛利亚个案
吉尔个案
玛丽个案
路易丝个案
第2章 洛蕾塔个案(1958)
面谈记录
对洛蕾塔个案的点评 来访者中心疗法在精神病患者治疗中的
应用
背景
洛蕾塔个案的重要意义
对罗杰斯治疗方式的分析
第3章 格洛利亚个案(1964)
罗杰斯和格洛利亚的谈话概要
对格洛和亚个案的点评 “来访者中心”治疗中的必要条件
对面询过程的分析
对罗杰斯治疗方法和效果的进一步分析
第4章 吉尔个案(1983)
罗杰斯和吉尔的谈话记录
对吉尔个案的点评 “非指导性咨询”的来源与实践
第5章 玛丽个案(1986)和路易丝个案(1986)
罗杰斯和玛丽的谈话记录
罗杰斯和路易丝的谈话记录
对玛丽个案和路易丝个案的点评 来访者自我决定的重要性
背景
总结

第二部分 不同学派治疗师对罗杰斯五例面询个案的点评

罗杰斯心理治疗：经典个案及专家点评：
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1902-1987）是20世纪最卓越、最有影响的心理学家之一。本书有两个目的，一是展示罗杰斯本人所做的一系列心理治疗的过程，二是邀请知名心理学家对这些心理治疗过程进行评论。
有关心理治疗的书籍中，一般只是介绍各种治疗技术，通过一些简短的说明解释技术中的要点，但还没有一本书能够详细介绍一位治疗师的实际治疗过程。本书将展示给读者的，就是罗杰斯在10个心理治疗个案中的实际工作过程。读者将有机会看到其中8次治疗中罗杰斯与来访者对话的完整文字记录1，同时还将看到一些理论观点各异的治疗师对这些个案的评论。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中有5例个案，每一例个案由一位持“来访者中心”理论观点的心理治疗专家点评。第二部分也有5例个案，每一例个案由两位专家点评，其中一位是持“来访者中心”理论观点的心理治疗专家，另一位是持有其他理论观点的心理治疗专家。我们邀请的这些专家阅读罗杰斯治疗过程的完整文字记录或观看录像带，对治疗中的技术要点、不足、理论思想、矛盾之处和治疗过程的重要特征进行评论，从不同的理论角度近距离地审视这些个案。这些心理治疗实践者的评价不但更加充分地体现出罗杰斯思想的价值，同时也使罗杰斯对心理学的杰出贡献不再被神秘的光环所笼罩。我们相信，这样的批判性评价也是符合罗杰斯本人一贯思想的。
一些人只看过一部心理治疗的教学短片，或对罗杰斯治疗的某一例个案或某一项技术略之一二，他们却凭着这种一知半解刻板地看待罗杰斯的工作，甚至错误地理解。在罗杰斯从事治疗工作的时代，一些人对罗杰斯的治疗有明显误解，甚至说他那一套是“简单”和“幼稚”的做法，这是罗杰斯所不能容忍的。1986年，他曾对我说：“有些人写的文章晦涩难懂，而我写东西追求简洁清晰。这绝不意味着文章难懂就是有思想深度或更有意义，而文章易懂就缺乏深度。”后来，本书编者之一布林克（Debora C. Brink）提议，编辑出版一本介绍罗杰斯心理治疗个案的书，以使人们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以来访者为中心”的心理治疗，罗杰斯表示赞成。罗杰斯本人列出了应收录在这本书中的一些个案，并由他的助手亨德森（Valerie Henderson）在罗杰斯发表的文章中找出了这些个案。1986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授予罗杰斯荣誉奖章，借那次机会，我和布林克一起去见他，与他进一步讨论了本书的出版计划。一年后，罗杰斯去世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廷潘（P. Michael Timpane）院长希望能够找到一种好的方式来纪念这位备受尊敬、贡献卓著的校友，而最佳的方式莫过于编辑和出版这样一本书。为此，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资助了对本书中所选个案音像资料的文字整理工作。
本书中介绍的十例个案各有特点，是罗杰斯1946-1986年的代表作，涉及各种类型的来访者，有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有心理功能正常但受到内心冲突困扰的人。其中，有两个案例是在医院里进行的，即洛蕾塔个案（The Case of Loretta）和布朗个案（The Case of Jim Brown）；一个是在大学的咨询中心进行的个别面询，即蒂尔登个案（The Case of Mary Jane Tilden）；一个是作为系列短片中的一部分，即格洛利亚个案（The Case of Gloria）；五个是在讲习班中的公开教学示范，包括吉尔个案（The Case of Jill）、玛丽个案（The Case of Mary）、路易丝个案（The Case of Louise）、西尔维亚个案（The Case of Sylvia）和马克个案（The Case of Mark）；还有一个是面询的录像教学片，根据片名称为“愤怒与受伤害”个案（The Case of“Anger and Hurt”）。其中，罗杰斯在为洛蕾塔作的面询中表现了始终如一的共情，而在与吉尔和路易丝的谈话时则多次提问，给出解释，并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些材料使我们有机会看到，罗杰斯总是那样真诚和恭敬地倾听来访者的诉说，40年始终如一。同时，随着经验的积累，罗杰斯在临床治疗中的技术应用越来越灵活多样，正如博温（Maria Villas-Boas Bowen）在对吉尔个案的评论中所说，罗杰斯对解释、比喻、幽默、引导等方法的运用显得越来越得心应手。
不论是在整个心理学领域还是在临床心理学领域，罗杰斯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即使是在心理治疗这样具体的领域中，重视程度也是不够的。但是，近年来人们对罗杰斯工作的兴趣又有所增长，例如，出版了罗杰斯传（Thorne，1992），书虽然不长，但写得很好；还出版了罗杰斯文集（Kirschenbaum & Henderson，1989b）以及一本罗杰斯与杰出心理学家、教育家、哲学家对话集（Kirschenbaum & Henderson，1989a）。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于罗杰斯心理治疗与精神分析学派的学者科胡特（Heinz Kohut）理论之间联系的分析文章（如Kahn，1985；1989）。但是，罗杰斯工作中最突出的方面是他的心理治疗风格，而这些书籍和文章竟然没有一篇直接涉及这一方面。对于罗杰斯的工作，最广为人知的也许是他对心理治疗的研究、团体治疗和冲突解决的技术。然而，最具有深远影响意义的则是罗杰斯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2和以这种理念为基础的治疗方式。
本书有两个独到之处。其一，此前没有一本书呈现罗杰斯的实际治疗过程，其中的某些个案以前从未发表过；另一个特点是，书中以百家争鸣的方式把不同的理论观点展示给读者。个案的点评者中包括一些了解罗杰斯或与他一同工作过的人，他们继承了“以人为中心”治疗或人本主义治疗的模式，同时也包括一些其他学派思想的继承者，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使用着其他治疗模式，如经典精神分析治疗、认知－行为治疗、格式塔治疗、体验治疗和心灵治疗等。那些持其他学术观点的专家的批评，能够使读者更为全面地认识到罗杰斯治疗风格的长处和短处，更为明确地了解到这种治疗模式的实用性，更为清楚地看到“以人为中心”的学术思想与其他心理治疗理论之间的区别和共同点。此外，本书作者的立场差别很大，批评所针对的问题各不相同，其中包括基于男女平等政治观点的评论、作品分析方法的评论和文本分析研究的评论。这些评论反映了作者们的创造性，从不同角度解读罗杰斯的那些看似简单而蕴涵丰富的治疗技术。
罗杰斯的心理治疗，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与来访者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即使是他为来访者作第一次面询，这种相互信任和理解关系也能够建立起来。在经典精神分析式的面询中，治疗师应该是置身事外的观察者，倾听时要排除个人情感。罗杰斯的风格截然不同，他是一位情感投入的倾听者。不论是对于有一般心理问题的来访者还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他都会全神贯注地听他们倾诉，了解他们的情感、思想、恐惧和心理冲突，理解他们的心理世界。在他的共情反应中，包含了自己对来访者在智力、情绪和精神方面的理解。同时，他的共情也打动了来访者。尽管他说话时使用的词语总是非常简单，但是罗杰斯对来访者的情绪状态极为关注并异常敏感，因此，他所使用的词语都是经过选择的。遗憾的是，在本书中只能读到罗杰斯工作过程的文字稿和专家的评论，我们无法听到他的声音，也看不到他的体态表情。但是，如果你有机会看到录像带，就会发现罗杰斯是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到与来访者的交流中，使来访者意识到治疗师每时每刻都能理解自己的感觉。在罗杰斯所处的时代，大部分治疗师心理治疗时最重视的只是对患者的情况进行理性分析，而罗杰斯则开创性地提出了临床工作中的一种新的理念，即不但要对来访者的情况做出理性的分析，而且要了解他们的情感体验和精神需要。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心理治疗中的主流思想是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人生充满冲突和痛苦。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精神分析能够把我们无法认识到的精神痛苦解释为可以认识到的一般性痛苦。按照当时流行的传统精神分析观念，人格是由非理性、非人性的“本我”（id）驱动的，因此，个体要在强大的环境压力下完成其社会化过程。如果没有内化的“超我”（superego）的控制，人就会放纵自己的性欲和攻击性等原始本能。尽管弗洛伊德似乎对宗教思想嗤之以鼻，但他的学说中认为“本我”具有破坏性倾向，而这种观点与“人天生有罪”的宗教信仰十分相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似乎印证了弗洛伊德关于“本我”的破坏性的理论，例如，洛伦兹在他的《论攻击性》一书中试图说明，人的“敌意”和“攻击性”生而有之，都记载在我们的基因里，会通过本能的方式表达出来（Lorenz，1963）。
传统精神分析式的心理治疗属于“指导性”治疗，治疗师以权威身份出现，许多治疗师模仿医院中“名医”的样子，让患者把他们视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救星。他们总是显示出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让患者感到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知之甚少，甚至全然无知。事实上，精神分析治疗的做法就是要求患者接受治疗师的指导，而治疗师从不鼓励患者自己去做任何重要决定，甚至连结婚、生孩子也不能擅自决定。
那么，人本主义心理学又是怎样在精神分析学说盛行的时代里产生的呢？首先，杜威（John Deway）提出了一系列哲学、宗教和教育的进步思想，他的学说中更强调个体经验和宗教态度在生活中的作用，并认为儿童具有一种天生的能力，即知道自己需要去学习什么；杜威的观点在很多方面是与精神分析学说截然相反的。另外，生物学研究证明，生命系统有着很强的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的能力，这些证据也对精神分析学说提出了挑战。1939年，戈尔斯坦的名著《生命体》一书出版（Goldstein，1939），成为心理治疗领域中思想进步的一个里程碑，因为该书不仅影响了罗杰斯，也影响了一批著名心理学家，如马斯洛（Abraham Maslow）、安雅尔（Andras Angyal）和埃里克森（Milton Erickson）等3。罗杰斯早年主修神学，20世纪40年代在罗切斯特儿童指导中心做心理治疗工作，对霍妮（Karen Horney）和兰克（Otto Rank）的新精神分析学说非常了解。因此，他能够把当时美国出现的新思想与他自己的神学知识、心理治疗工作的实践经验、新精神分析学说的思想（特别是其中兰克的“个体自我定向”概念）结合在一起，从中发展出一套新的价值观念和治疗过程，建立起罗杰斯心理治疗的范式。罗杰斯提出，最终能够改变自己的人是自己，而不是别人。根据这一新的理念，罗杰斯称前来咨询的人为“来访者”，而非“患者”；他和他的追随者们由此发展出一套非指导性的、来访者与治疗师之间更加平等的、以来访者为中心的心理治疗模式，而治疗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来访者的“个人成长”。在临床工作中，治疗师必须根据来访者本人的发展来确定治疗的方向，要把治疗重点更多地放在解决现实问题上，而不是以前的问题上；要更重视来访者的感觉，而不是其想法；要更重视来访者自身的资源，而不是治疗师的资源；要更注重来访者的潜能，而不是病态；要更重视治疗中双方的关系，使这种关系能够给来访者提供积极体验，而不是给来访者提供某种合理的解释。罗杰斯相信，每一个人都具有理解和处理自己问题的能力；这也是罗杰斯心理治疗的核心思想。毋庸置疑，由于治疗师相信和认为来访者能够向健康的方向进行自我改变，来访者的这种改变总是会得到鼓励或强化。一些持其他理论观点的治疗师会通过干预指导来访者提高对自己内在心理的认识，而罗杰斯不同意做这种干预，因为他认为治疗师永远不可能比来访者更了解他们自己的心理。
罗杰斯的第一本书《心障儿童的临床治疗》出版于1939年，书中还没有提出“来访者”的概念。他的第二本书《咨询与心理治疗》出版于1942年，罗杰斯在书中第一次使用了“来访者”一词，并提出了“来访者中心”治疗的核心概念，同时，也使我们能够第一次在一本书中读到完整的心理治疗过程的文字记录。当时，人们对这本名著的反应褒贬不一，正如有的评论所说：“有些人把这本书奉若至宝，俄亥俄州的许多研究生经常将其称为‘圣经’。但这本书对整个心理学界的影响不大，在一些主要的专业期刊竟然找不到任何有关书评。”（Thorne，1992）。在罗杰斯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对他的评论一直这样，推崇者有之，漠视者亦有之。
罗杰斯并不是第一个倡导人本主义取向心理治疗的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兰克提出了意志治疗（will therapy），这种治疗方法强调创造性、个体的独特性、自我指导性和个人成长。但是，罗杰斯第一个找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精神分析的理念和治疗方式，并提出了一套新的概念和术语。当然，任何一种新思想都是在借鉴已有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罗杰斯的思想也是如此。罗杰斯的创新之处在于，他的学说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认为人是可能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的；这一观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美国人的价值观和对生活的期望产生了共鸣。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的心理是由“生”和“死”的本能驱动的。罗杰斯则认为，人在本质上是理性的、有责任感的和有现实感的。正如马斯洛认为人具有“自我实现倾向”一样，罗杰斯认为人具有“自我成长”的本性，使得他们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并创造性地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这就是“以来访者为中心”治疗与“精神分析”治疗的根本差别。
1985年12月，在凤凰城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题为“心理治疗的革命”。罗杰斯年事已高，他出席了大会并发表演讲。一些批评认为罗杰斯对人性的看法过于乐观，对此罗杰斯这样说：
当然，我并不是对各种人的邪恶行径和各种正在发生的、极端不负责任的暴力事件视而不见。…… 很多次我都在想，我是不是没有对人性中丑陋、罪恶的一面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每当我又开始会见来访者并触及人性的核心问题时，我总是再次发现，人总是抱着一种希望，在追求着更充分的社会化、更完美的和谐和更为积极的价值观。是的，这个世界上遍布着形形色色邪恶的东西，但我相信那些邪恶的东西不是人性中固有的，我相信人在本性上不会比动物更加邪恶。（Zeig，1987）

按照罗杰斯的理论，如果来访者能够感到治疗师是在真挚、诚恳地与自己谈话，而不是在掩饰自己和扮演医生的角色，他们就会认为治疗师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自己内心隐秘的世界，即使自己说出一些“不可被他人接受”的观念或行为，也能得到治疗师的积极关注。此时，来访者就会感到有一种安全的谈话氛围。如果治疗师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这样一种关系氛围并鼓励来访者自我探索，就能够促进来访者的个性改变，形成自我成长的自然过程。罗杰斯（1957）把这种治疗者与来访者之间的关系称为“使个性改变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来访者一旦认为治疗师是在真诚地帮助自己、关心自己和理解自己，其自身就会发生明显和持久性的改变。
尽管有关心理治疗研究的结论不尽相同（Watson，1984），罗杰斯关于关系氛围是治疗中“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学说在心理治疗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心理治疗中，真正起作用的有效成分是什么？经典精神分析学说认为技术层面的因素最重要，比如“在适当时机做出解释”。罗杰斯学说则提出了一个看问题的新视角，认为真正产生治疗效果的因素是治疗关系的突变。在过去20年有关心理治疗效果的研究中，罗杰斯的这个观点得到反复证实，这些研究得出一个共同的结果：来访者对治疗关系性质的认识与临床治疗效果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Bergin & Garfield，1994）。
20世纪60年代，许多持行为主义观点的治疗师和经典精神分析学派的治疗师都坚信自己所信奉的理论是唯一可取的，而其他治疗方式即使有效也一定是“歪打正着”。持行为主义观点的治疗师认为，精神分析治疗的效果并非出于什么解释，而只是无意之中使患者降低了对恐惧体验的敏感性；持精神分析观点的治疗师则认为，行为治疗的效果不外是因为患者在偶然之中得到了某种解释、领悟或“起矫正作用的情绪体验”，使患者得到心理解脱，并得以去选择新的适应方式。回顾当时的学派之争，两个学派都提及在治疗中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重要性，而这恰恰是任何心理治疗中均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罗杰斯曾大致提出这种良好关系中应包括的成分，如真诚、积极关注和共情，但没有做出具体的定性解释或更准确的解释。通过研究，我们也许可以确定一种有效治疗关系中的特定成分，而这种关系的性质应是涉及患者和治疗师双方的多个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应包括性别、年龄、文化背景、具体诊断结果、从前接受治疗的情况等。今天，罗杰斯的关于治疗关系重要性的观点已经被来自各种不同学派的心理治疗师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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