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给女儿的17封告别信

有多少人能长达30年坚持自己的理想？有多少人被困难和现实打击得全身而退？有多少人舍不得付出所有去追求梦想？有多少人在日复一日的传统道路上失去激情，麻木不仁？有多少人早就放弃信仰，亦步亦趋，行尸走肉？
库菲用她的亲身经历，带我们感受政局动荡、战火纷飞、反人类杀戮下一名阿富汗女性用坚韧的意志让信仰在风中飘荡。
蒋方舟读后感动推荐：作为一本描写阿富汗的书，它远远超过了《灿烂千阳》，让我从头哭到了尾。

法齐娅·库菲，阿富汗唯一一位女性国会议长，自童年开始便亲眼目睹阿富汗人民的苦难与悲惨，立誓投身政治，面对质疑，诽谤，不公正的政治环境，一次次的暗杀与迫害，她始终坚定地与所有反对力量抗争，也幸运地躲过了一次次死亡的威胁。
她有一个 “我永远不会站在你和你的祖国之间”的丈夫和一段凄美至极的爱情。她代表阿富汗最贫穷地区的利益，代表正义的力量，她每一次走出家门都是充满危险的未知旅程，都无法保证自己能否平安返回，于是她只能在每次出门前给最亲爱的两个女儿留下一封信：如果她不在了，请不要悲伤，你们要从中汲取，犹存的力量。
尽管生命充满苦痛与辛酸，但这本书里的每一段悲痛的情节都能让人见到希望的阳光。信仰超越了死亡，岁月沉淀了从容，绽放出最夺目的光彩。

她的人生是一次次劫难，可她在劫难后收获的是勇气。她的民族经历一遍遍暴虐，可她在断璧残垣中仍要寻找正义。这不只一本自传，也是从泪水和战火中淬炼出的至诚、至善的声音。
——《新周刊》主笔 蒋方舟

“自由地过你们想要的生活，实现你们所有的梦想。”本书中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是母爱这种伟大的力量，包含了一个母亲的言传身教和对孩子的人生期望。库菲更是一个把最高的抱负献给国家，把最深的爱留给女儿的坚强不屈的传奇女性。
——《南方人物周刊》资深记者 薛芳

她的每一次活着，都是正义力量的又一次胜利。
——《三联生活周刊》编辑 贝小戎

面对困境，越挫越勇，这就是本书对这种生活的真实写照。《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给女儿的17封告别信》有时读来令人残忍，有时令人震惊，称其鼓舞人心一点儿不为过。读罢此书，好好感恩生活赋予你的如许机会吧。
——著名作家 安德里亚·布斯菲尔德

库菲亲历的故事引人入胜，读来令人身临其境……她巧妙地勾画出一个在文化传统和标准上都历经变革的阿富汗，并阐述其对女性产生的深远影响，其笔触之细腻，是关于阿富汗女性生活的一般报道所不可企及的。……这确实是一个鼓舞人心、勇敢大胆的故事。
——《穆斯林媒体观察》

《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给女儿的17封告别信》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不该被我们忘记和忽视的世界。
——《明州星报》

作为阿富汗最直言不讳的民主运动激进分子之一，库菲亲身经历并勇敢地揭露了阿富汗在战乱年代，造成阿富汗许多无谓杀戮的根源。
——加拿大《环球邮报》

序言
第一部分
真主让我活着有他的理由
童年往事
痛失父亲
第一次大逃亡
最闪耀的星星陨落了
正义何处寻？
内战不休
痛失母亲

第二部分
一个难忘的星期四
冒着生命危险的求婚
全线飘“白”
一场塔利班式的婚礼
准备迎接新生活
黑暗蔓延
重归故里
两个女儿诞生
走出黑暗
新的征程
在男人世界里的艰难竞争

后记：战乱之国的梦想

童年往事
1977年／我的童年早期就像山上的黎明一样，金黄金黄的：阳光从帕米尔山脉照射下来，穿越峡谷，爬到我们村庄的土屋屋顶。我对那段时期的记忆已经模糊，就像电影里的镜头，一闪即过。屋顶就这样沐浴在橙色的夏日阳光里、白色的冬日大雪中，空气中弥漫着果树散发的芬芳，还有我母亲一头乌黑的长辫子散发的香气，而她满脸的微笑更是为景色平添了几分亮丽色彩。
我们居住的地方叫库夫峡谷，号称阿富汗的瑞士，草木青葱、土地肥沃，峡谷边上长着密集的黄绿色树林，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地方还有这样浓郁的色彩。我们的房子正对着一条波光粼粼的蓝色河流，远处就是陡峭的山脉，沿着山脉是一排排高大的松树和榆树，刚好长在草木茂盛的岸边。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有驴叫声、有切干草的嗖嗖声、有河水的叮咚声，还有孩子们的欢笑声。直到现在，库夫仍然是唯一一个能令我一闭上眼睛就安然入睡的地方。我们的屋前有一个花园，母亲把它修整得井井有条。我们在里面种了很多生活必需的作物和各种水果，如：胡椒、大南瓜、橄榄、桑树、桃子、杏、苹果。我们甚至自己养蚕，搜集蚕丝制作地毯。父亲很喜欢从国外进口树苗和种子，所以我们的花园里有阿富汗为数不多的几棵黑樱桃。那一天，黑樱桃幼苗运到时的情形，种下幼苗的场景，那种弥足珍贵的氛围，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天气暖和时节的傍晚，女人们纷纷来到花园，在桑树底下，坐上半个小时——这是一天之中她们唯一放松的时段。每人都会带上一小碟吃的，大家围坐着聊天，孩子们在一旁玩耍。
那时候，许多村民穿的还是木鞋，因为去法扎巴德买双普通的鞋子还很困难，村里有个老人专门做木鞋。这种鞋子看上去就像雕刻出来的小型威尼斯刚朵拉，坚固耐穿。他还会在鞋跟儿上敲一枚钉子，冬天的时候，妇女们出去打水，鞋子就可以扎进冰面，不至于滑倒。我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双这样的鞋子，尽管穿上去并不舒服，而且也不是给儿童穿的。每当有女人来拜访，把鞋子脱下放在门口，我就过去偷偷穿上，然后一拐一拐地出去玩耍。有一回，我穿上一件刺绣连衣裙，是我母亲的一个朋友给我做的。我本来不该穿着它出门，可我不想换，还穿了一双木鞋，和我的小伙伴到井边玩。鞋子太大了，结果可想而知，我绊倒了，摔个仰面朝天，连衣裙也划破了。但我真正的童年始于呼利厨房。这个房间墙壁上涂了泥浆，一端有三个柴火炉子，中间有一个大型塔努尔面包炉，另一端是一扇离地面很高的窗户。
跟大多数同时代的妇女一样，我母亲一天中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厨房里度过的，打盹、炒菜做饭、照顾孩子。唯有在这个房间里，她拥有绝对的权威。女人们每天要做三次面包，有时一天要做的面包多达五六十个。厨房里总是烟熏火燎的。在烤面包的间隙，她们还得准备午餐和晚餐。如果父亲有客人，四个炉子一起烧，散发出的热气真叫人无法忍受。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小孩子就特别兴奋，因为我会把朋友们带到厨房吃剩下的饭菜，这可以提高我的人气和威信。
大多数村民比我家穷，有品尝美食的机会当然不会错过。我们这些孩子是从来不被允许靠近会客厅的，倘若有人胆敢往里面偷看，守卫门厅的保镖只要朝我们一瞥，大家就会四散逃窜，寻找避身之处。因为没有男人们看着，厨房就成了妇女们闲聊的天堂，大家在这里可以放心地说笑，孩子们总能得到从架子上一排排的罐子里拿出来的干果和糖果。冬天的晚上，面包烤熟之后，我们就着塔努尔面包炉里的灰烬给双脚取暖，腿上盖着一条厚厚的毛毯，那情景毕生难忘。
每天夜里，我们展开睡垫，铺在厨房的地板上睡觉。妻子和女儿们没有自己的卧室，只有睡垫。男孩年纪还小的时候，也跟这些女人一起睡，一起生活。等他们长大一些，就会几个人共用一个卧室。母亲会给我们讲故事。首先，她从与家庭有关的故事讲起。她从不避讳谈自己的婚姻，讲第一次见到父亲时的感受，讲从少女时代到为人妻子过程中的艰难，因为成婚后要承担起很多责任。讲完这些，她又会跟我们讲起遥远的王后、国王、城堡以及为了荣誉不惜牺牲一切的勇士，我们总能听得津津有味。她还讲爱情故事，也讲大灰狼的故事，吓得我们尖叫。我一边听，一边看着窗外的月亮、星星。我敢肯定，自己看到的是整个天空。我对峡谷源头的大山之外的世界毫无概念，也不关心。我只在乎我母亲爱我，我也爱她，我们是不可分离的。不知怎的，母亲似乎把从父亲那里失去的爱在之后的岁月里加倍给了我。自从听了我大姑妈佳达讲的事之后，母亲不再因为我是个女儿而耿耿于怀了。有一天，我父亲从外头回到村庄的时候，大姑妈对他说：“阿卜杜勒·拉赫曼，你妻子给你生了一只老鼠，一只小巧的红色老鼠。”他哈哈大笑，马上要求见见我，那是他头一回提出要看看新生的女儿。看到我被太阳晒得轻微灼伤，满脸疤痕后，他把头往后靠，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还对我大姑妈说：“不必担心，姐姐。她的妈妈有着优良的基因，我相信这只小老鼠长大了一定也可以像她妈妈那么漂亮。”
母亲听说这件事之后，高兴得哭了。在她看来，这表示父亲依然爱她，也等于是在向她说，不要因为没有给他生个儿子而觉得自己很失败。她后来经常讲起这件事，我听了不下百遍。
……

就在给两个女儿写第一封信的那个上午，我正准备出去参加巴达赫尚省的一场政治会议。我是阿富汗国会议员，代表巴达赫尚省。这是阿富汗最北的一个省份，与中国、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接壤，也是阿富汗最贫穷、最偏远、文化最保守的地区之一。巴达赫尚省的产妇死亡率和儿童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这归咎于当地交通闭塞、居民极端贫穷，也与当地重传统轻妇女健康的文化有关。
男人几乎从来不会把妻子送去医院治疗，除非她已经明显病人膏盲、危在旦夕。等妻子忍着临盆前的剧痛，骑着驴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着到达医院时，通常为时已晚，母亲保不住，孩子也没了。那天，有人警告我不要前往巴达赫尚，因为据可靠消息称，塔利班分子计划在我的车子底下放一颗炸弹取我性命。塔利班不喜欢看到妇女在政府部门占据像我这么重要的位置，更憎恨我对他们的公开指责。
他们经常想要杀了我。
最近，这帮人比以往更猖獗了。他们威胁到我住所的安全，跟踪我上下班，企图在我的必经之路上埋下炸弹，炸毁我的车子，甚至还组织杀手袭击被派来保护我的警卫队车子。有一次，这样的袭击持续了30分钟，两名护卫警察当场牺牲。我当时待在车内，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活着出去。塔利班分子和那些一心想堵住我嘴巴，不让我抨击阿富汗政治腐败和骄横领导阶层的人们，看到我就不爽，除非我死了。可是那一天，我根本不去理睬这样的威胁，就跟平常无数次的出行一样。如果不这样我就无法正常工作。但是，我能感觉到自己正受到威胁，而且心里也害怕。我经常如此。威胁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惯用这种手段的人深知这一点。那天早上6点，我轻轻地唤醒才12岁的大女儿莎啥扎德，告诉她说，如果我这次出去几天后还没有回来，请她把这封信读给10岁的妹妹舒拉听。莎啥扎德与我四目对视，眼神里满是疑惑。我把一根手指贴到她的双唇上，接着吻了吻她和睡得正香的舒拉的额头，然后悄悄离开房间，把门带上。
离开孩子们，真是依依不舍。我知道，一出去就很可能被人谋害。但是，代表阿富汗最贫穷地方的人们的利益，是我义不容辞的工作职责。这份使命，再加上把两个漂亮的女儿抚养成人，是我毕生的追求。那一天，我不能让自己所代表的人们失望，也永远不会令他们失望。
201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