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这声音他们太熟悉了。在1948年5月这个下午之前的几个月里，这种凄惨的呜咽声标识着他们存在的边界。那是英国人的风笛声，现在它最后一次回荡在耶路撒冷古老的石路上，预示着这些还滞留在耶路撒冷古老城墙内的英国士兵也要开拔了。他们排成纵队行进，默默无语、不苟言笑，有节奏的军靴踏步声和行将消逝的风笛声混在一起。在每一列纵队前后各有一名士兵，胳臂上倒挂着一支司登冲锋枪，和他们平素一贯的目不斜视迥异，不住地扫视周围充满敌意的石头建筑。
从犹太人的街道两旁、装饰着石雕的会堂窗户里，从传道授业的圣堂发霉的门廊里，蓄着大胡子的老人望着他们前进。他们的祖先也曾这样望着其他士兵走出耶路撒冷：有巴比伦的、亚述的、罗马的、波斯的、十字军的以及土耳其的，他们都是在耶路撒冷短短32年统治行将结束、正在抽身离去的英国士兵的军事前辈。这些老人是拉比、《塔木德》学者、律法的解释者，数百年来，他们和他们的前辈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段被遗忘的犹太遗迹——下面，靠着他们散居的兄弟、大卫城的守护者的接济为生，他们经年累月、坚持不懈地钻研经典，脸色苍白、弯腰弓背。他们谨守安息日，他们贫困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符合律法的明确规定。他们熟记《托拉》经文，辛勤抄写世代相传的《塔木德》文献。他们每天跪在圣殿山的石头面前，祈求终有一天，亚伯拉罕的上帝会将他的子民从他们被丢弃的地方带回锡安地。
这一天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过。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也是如此，他们从街区堵着沙袋的窗户和庄严的石头墙上开凿的枪眼里，注视着这些英国士兵。这些武装起来的人已经没有耐心按上帝的指示行动了，他们下定决心，要用自制的手榴弹和他们抓在手中的司登冲锋枪，加速上帝预言的到来。在最后一名英国士兵消失后，他们就将冲出去抢占英国人数月来控制的位置，那是将老城的犹太区和阿拉伯区分割开来的一连串有利地形。
最后一列英国士兵沿着街道走下去，突然停了下来，向左转入一条蜿蜒曲折的鹅卵石铺成的小巷里的路，它通往占地面积很大的亚美尼亚宗主教领地。队伍在奥尔·查伊姆街（Or Chayim）3号的石拱门前停了下来。
屋里，犹太区的年长居民末底改·维恩嘉顿（Mordechai Weingarten）拉比在古书和犹太银器环伺之下，阅读着令人气定神闲的圣典，已然度过了一个下午。陷入沉思的他，听到敲门声还犹豫了一会儿。
他站起身，穿上黑色马甲和外衣，扶了扶金丝边眼镜和黑帽，迈步向场院走去。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人到中年的英国少校，别着萨福克团黄红相间的军徽，右手悬挂着一把约莫一英尺长、锈迹斑斑的铁条。他向这位年长的拉比郑重地鞠了一躬，并把它交给了他。那是一把钥匙，耶路撒冷老城七门之一锡安门的钥匙。
“从公元70年直到今天，”他说，“耶路撒冷的城门钥匙从未掌握在犹太人手里。这是18个世纪以来，你的人民第一次获得此项特权。”
维恩嘉顿用颤抖的手接下钥匙。有一则犹太人的传奇说，就在罗马皇帝提多摧毁圣殿的那天晚上，城里绝望的祭司把耶路撒冷的钥匙抛向了天堂，呼喊着：“上帝啊，从此以后就由你来守护这些钥匙吧！”现在，这位并不合适的代理人把它们交还给犹太人，立正并敬礼。
“我们的关系不总是那么轻松愉快，” 他说，“但还是让我们像好朋友一样告别吧。祝你好运，再见。”
“耶和华啊，你是应当称颂的！”维恩嘉顿轻声地说，“你赐给我们生命和食物，准许我们活到今日。”然后，他对英国人说，“我以我人民的名义接受这把钥匙。”
英国人转过身去。他迅速命令他和士兵列队离开拉比的小院子。夜晚的阴影降临到了耶路撒冷老城。很快，一种新的声音代替了风笛的回响。维恩嘉顿紧握着这把锡安门的钥匙，听见这声音，怔住了。这声音提醒他的人民，他们开启大门的力量多么微弱，他们对于这些石墙围起的新领地的所有权或许将会非常短命。耶路撒冷将再一次变成战场。拉比在渐浓的夜色中谛听，这响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密，仿佛遍及整个老城。
那是令人感到不祥的、恐怖的枪声。
子弹一颗一颗从头顶飞过，这位阿拉伯女子本能地紧张起来，她加快脚步，穿过阒无一人的街道。在阿希亚·哈拉比（Assiya Halaby）的前面，朱利安路（Julian's Way）的山顶就是她的目的地，在那里的一幢六层楼的石头建筑里，她曾经工作了许多日子。这座难看的建筑辖制着新耶路撒冷（New Jerusalem）的天际线，而住在里面的人则主宰着整个城市的生命线。这幢以那个在犹底亚山上选择建都的国王名字命名的建筑，乃是英国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当局的所在地。
这天早上，大卫王宾馆的大堂几乎是空荡荡的。黄色的防尘罩覆盖在扶手椅和沙发上。平日里一尘不染的地面上扔着废纸。六个用红蜡封着锁的档案柜摆放在门口，就等着货车将这些曾经带给人希望的法令存入英国某个尘封的档案馆。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最后几个英国公务员，就像官方鸡尾酒会上的最后一批食客似的，在略微有些尴尬的气氛中说着闲话。
阿希亚·哈拉比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大卫王宾馆，向他们告别。她走进宾馆，发现她是同事——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中，唯一一个前来向这些统治着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长达三分之一世纪的人来告别的。
在午后的大卫王宾馆三楼办公室里，她作为英王政府的雇员，为他们办了最后一件公事。她签署了一份特别的补充支出授权书，批准农业部发放650巴勒斯坦镑，以支付两位编外护林员守护杰宁森林的工资。她明知这些森林里的树木永远不会知道有这些护林员保护性的巡视，但她还是干脆利落地用她官僚主义者的钢笔画了圈。也许是该签署这份授权书，因为在许多方面阿希亚·哈拉比是巴勒斯坦的英国行政当局的产物。
她出生于一个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中产家庭，从英国行政当局那里获益甚多。首先，多亏了它，她获得了妇女的解放，一个象征性的事实就是，1939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在耶路撒冷机动车登记处举行了一个简短仪式。仪式结束后，阿希亚成为巴勒斯坦第一位拥有并驾驶汽车的女子。
和许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样，阿希亚·哈拉比并不真的相信英国人会离开。那些曾经教导她，要热衷于把人类事务管理得井然有序的人居然“逃跑了，还留下了一个真空”，这简直不可理喻。可是现在，和阿希亚握手告别后，他们鱼贯爬上等候在一旁的巴士，就这样匆匆离去，甚至没想到要为唯一一个来向他们告别的巴勒斯坦人留下一条安全的回家通道。他们的车队沿着朱利安路一路下行，往大马士革门绝尘而去。在他们身后，阿希亚·哈拉比最后一次挥手作别。大卫王宾馆现在已是门可罗雀。在这座曾象征着巴勒斯坦统治权的堡垒里，让人还能想起英国人的，就只剩下一些纸片，像秋天的枯叶，在空荡荡的走廊里面飞舞着。
阿希亚·哈拉比回到家，发现她兄弟留下一张纸条，要她赶紧到老城的穆斯林区和他会合。她收拾了几样东西：一台便携式打字机、一只婴儿枕头、一只泰迪熊，还有一套绿色的两件套。出门时又顺手从书架上抓了一本书，好在以后的几天里翻阅。
和许多耶路撒冷人一样，阿希亚·哈拉比认为，从那天早晨起将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很快在耶路撒冷的中心就要竖立起一堵高墙，墙上的石头将让这座她出生的城市成为她的流放地。不是几天，而是几年的时间里，她都要去思考她在那天早上带出来的书上的内容。那本书的书名是《阿拉伯的觉醒》。
身穿刚熨好的英国皇家炮兵将军服，一副严厉而庄重的样子，这位苏格兰人迈步走出官邸正门，停下脚步，欣赏着展现在他眼前的风景。某个对圣经知识一无所知、早已被人遗忘的官员，像游客似的瞥了一眼，就决定在这座恶意之山1上修造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的官邸。此举必定让那些生活被此地居民所决定的人对其生活嘲笑不已。现在，阿兰·康宁汉爵士（Sir Alan Cunningham），最后一任的高级专员做最后一次回眸，欣赏脚下的壮观景象，亘古不变的耶路撒冷城墙在荒瘠的山头一览无余。
然而，康宁汉爵士几乎没有时间沉思。作为英国的高级专员，还有最后一项仪式在等待着他举行。就像在遍布山脚的教堂一样，他所代表的行政当局也有自己规定的仪式。今天上午，康宁汉爵士将主持一个典礼，标志着英国在巴勒斯坦统治的终结。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英帝国就开始觊觎巴勒斯坦了，战后更是迫不及待要获得统治权，其战略性目标，一是要确保苏伊士运河的北部通道畅通，二是要构筑一座通往伊拉克荒漠的桥头堡，因为那里盛产一种新的财富：石油。战后，英国以国际联盟委任统治的形式，取代奥斯曼土耳其当局，最终确立了其统治。
这种统治一开始可谓志在高远。英国承诺帮助当地流浪的犹太人，为本地人提供教育，用开明的基督教殖民主义的典范取代土耳其人的暴政。但是，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英国在巴勒斯坦遭遇到了难以逾越的困难，没有谁比最后一任高级专员更加明白，英国人留给这个5月清晨的，只有混乱和战争。康宁汉爵士最后看了耶路撒冷一眼，一个念头让他极度苦恼，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扉：就在那里，在他花园的墙头下面，16万人民在等着他离开，好捉对厮杀。
他转过身去。有几个人——军官、政府官员和一些新闻记者——正恭候一旁。康宁汉一张一张脸看过去，他悲哀地发现，竟然没有一个阿拉伯或犹太社团的代表前来向他道别。他在官邸前面站定。在阳台上，五名高地轻步兵团的士兵笔直地站在那里。7点整。清晨，空气透亮，军号声咽。康宁汉爵士立正。风笛缓慢而庄严地奏响，英国国旗从耶路撒冷蔚蓝的天空徐徐降落。
看着落下的国旗，康宁汉爵士感到“一种极大的悲哀”传遍全身。“为了实现这么小的目标，却付出了那么大的努力，失去了那么多的生命。30年过去，我们几乎一事无成。”他想。
送他去机场的黑色豪华轿车启动了。那是一辆四吨重的戴姆勒装甲轿车，原为乔治六世在巡游大轰炸肆虐的伦敦时特制的。克雷蒙·艾德礼首相将它送到耶路撒冷，以确保康宁汉的安全。这个倔强的苏格兰佬总是拒绝乘坐。根据安全人员的正式命令，它将载着他做最后一次伤感的耶路撒冷之旅。
在坐进轿车前，他绕着官邸走了一圈。他要沿着官邸的花园小径再做一次告别散步，否则就不愿离开，因为三年的耶路撒冷生活，他已深爱上这座花园。有多少次，他曾在花园的玫瑰花丛里徜徉，思考某个判刑的犹太囚犯的命运，或者竭力忘却被恐怖分子炸碎的英国士兵尸体的惨状。他熟悉每一丛薰衣草，每一朵攀缘上花园墙壁的蔷薇，每一棵精心修剪的细长的阿勒颇松树。
“现在，”他想，“谁来照料这花园呢？”
1948年5月14日。圣地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着英国将军的离开，一个古老国家在此重生，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将采取一种公开的、全新的方式争夺这片土地。其结果则将给中东带来20年的烦恼，也令全世界为之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