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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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病菌与钢铁(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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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 京东图书 品牌属地 : 中国 语言 : 中文 译者 : 谢延光 页数 : 493 印刷时间 : 2016-07-01 包装 : 平装 出版时间 : 2016-07-01 出版社 : 上海译文出版社 ISBN : 9787532772322 版次 : 1 著者 : [美]贾雷德·戴蒙德 用纸 : 胶版纸
编辑推荐

★荣获美国普利策奖、英国科普书奖、洛杉矶时报书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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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为什么现代社会中的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是以今天这种面貌呈现,而非其他形式?为何越过大洋进行杀戮、征服和灭绝的,不是美洲、非洲的土著,而是欧洲人和亚洲人?各族群间的生活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对于现代人类、国家间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史学家往往存而不论,而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为许多大家熟悉以及想当然的答案赋予了截然不同的含义。

远古时期,各大陆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开始分道扬镳。中国、中美洲、美国东南部和其他地区对野生动植物的早期驯化,使这些地区的各个族群获得了一种领先优势。为什么小麦和玉米、牛和猪以及现代世界的其他一些“了不起的”作物和牲畜出现在这些特定地区,而不是出现在其他地区?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至今仍停留在依稀隐约之间。诚然,农业与放牧出现在局部地区,只是对不同族群的不同命运的部分解释,重要的是,发展水平超过狩猎采集阶段的社会,就有可能发展出文字、技术、政府、有组织的宗教,同时也更有可能发展出凶恶的病菌和战争中的强大武器。正是这样的社会在海洋和陆地上进行冒险,以牺牲其他民族为代价,向新的家园不断扩张,人们非常熟悉的例子就是欧洲人在过去500年中对非欧洲民族的征服。开始时,这些欧洲人只是想通过航海去寻找贵金属和香料,结果却常常导致对土著人土地的入侵,并通过屠杀和带来的疾病大批消灭了土著居民。

在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中,演化生物学家、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揭示了事实上有助于形成历史广泛模式的环境因素,从而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摧毁了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人类史理论。本书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它记录了现代世界及其诸多不平等所以形成的原因,也是一部真正关于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是对人类生活的完整一贯的叙述,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本书与戴蒙德的其他两部著作《崩溃》、《第三种黑猩猩》一起堪称为“人类大历史”。本书在2005年国外原版的基础上修订出版,新增“日本人乃何许人也”一章。

作者简介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以生物学开始其科学生涯,进而研究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曾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员基金及全国地理学会伯尔奖。在《发现》、《博物学》、《自然》和《地理》杂志上发表论文200多篇。

精彩书评

“令人着迷、充满魅力的作品……为理解人类历史奠定了基础。”

——比尔·盖茨

“这是对各大陆13000年历史——关于芸芸众生的悠悠万事的简史——的一次生动描写的、充满激情的、旋风式的巡视。帝国、宗教、文字、作物和枪炮的来龙去脉尽收眼底。本书终于为不同大陆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结果提供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从而摧毁了关于历史的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它对现代世界如何形成的说明,充满了对我们自身未来的有益教训。这本书只要读上两页,你就会爱不释手。”
——斯坦福大学人口研究所客座教授保罗·R·埃里克

“贾雷德·戴蒙德把考古学和流行病学这样不同的研究领域的新发现结合得天衣无缝:他用事例说明了不同大陆的人类社会在过去13000年中沿着截然不同的道路发展的方式和原因。”

——史密森学会考古学计划主任布鲁斯·史密斯

“‘为什么人类社会的命运会是这样不同?’这个问题通常会得到种族主义的回答。贾雷德·戴蒙德精通许多不同领域的知识、令热门信服地论证了领先优势和当地条件可以用来说明很大一部分人类历史的进程。他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叙述将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

——斯坦福大学遗传学教授卢卡·卡瓦利—斯福尔扎

“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戴蒙德提出了一些别人没有提出过的问题,使我们对世界史有了新的更深入的了解。”

——印第安纳大学荣誉退休植物学杰出教授查尔斯·海泽

“一本精彩纷呈、引人入胜的书……贾雷德·戴蒙德带领我们参加了一次令人兴奋的世界史之旅,使我们重新思考所有关于我们自己和其他人以及我们在整个格局中的地位的种种看法。”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史教授克里斯托弗·埃雷特

“本书是纠正关于种族差异的‘钟形曲线’理论的良方。戴蒙德广泛汲取了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考古学和流行病学方面的知识,向我们证明了人类的多样性是历史过程的结果,而不是智力差异的结果。”

——密歇根大学人类考古学教授肯特·V·弗兰纳里

目录

前言耶利的问题 …………………………………………………… 001
历史进程的地区差异

第一部分从伊甸园到卡哈马卡
……………………………… 001

第 一 章走上起跑线……………………………………………… 003
公元前 11000年前各个大陆发生了些什么

第 二 章历史的自然实验 ……………………………………… 023
地理因素是怎样塑造波利尼西亚群岛的社会的

第 三 章卡哈马卡的冲突 ……………………………………… 039
为什么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没有俘虏西班牙国王
查理一世

第二部分粮食生产的出现和传播
…………………………… 055

第 四 章农民的力量……………………………………………… 057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根源

第 五 章历史上的穷与富 ………………………………………066
粮食生产开始时的地理差异

第 六 章种田还是不种田 ………………………………………094
粮食生产传播的原因

第 七 章怎样识别杏仁…………………………………………… 104
古代作物的无意识的发展

第 八 章问题在苹果还是在印第安人 ………………………… 123
为什么有些地区的族群未能驯化植物

第 九 章斑马、不幸的婚姻和安娜·卡列尼娜原则 ………… 151
为什么大多数大型野生哺乳动物没有得到驯化

第 十 章辽阔的天空与偏斜的轴线 …………………………… 172
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粮食生产传播的速度不同

第三部分从粮食到枪炮、病菌与钢铁
……………………… 189

第十一章牲畜的致命礼物 ……………………………………… 191
病菌的演化

第十二章蓝图和借用字母 ……………………………………… 213
文字的演变

第十三章需要之母………………………………………………… 240
技术的演进

第十四章从平等主义到盗贼统治 ……………………………… 269
政府和宗教的演变


第四部分在五章中环游世界 ………………………………… 317

第十五章耶利的族人……………………………………………… 319
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历史

第十六章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的 …………………… 348
东亚的历史

第十七章驶向波利尼西亚的快艇 ……………………………… 361
南岛人扩张的历史

第十八章两个半球的碰撞 ……………………………………… 382
欧亚大陆与美洲历史的比较

第十九章非洲是怎样成为黑人的非洲的 ……………………… 405
非洲的历史

尾声 人类史作为一门科学的未来 ……………………… 433

日本人乃何许人也 …………………………………… 457

2003后记:《枪炮、病菌与钢铁》今日谈…………… 479

致谢 …………………………………………………………………… 493

精彩书摘

那天在卡哈马卡展开的事件是众所周知的,因为许多参与其事的西班牙人对此都有文字记载。为了给这些事件增加一点兴味,我们不妨把一些目击者的第一手叙述的摘录编排在一起,来重温一下当时的情景,这些叙述出自皮萨罗的 6名随从之手,其中包括他的兄弟埃尔南多和佩德罗:

“我们西班牙人是神圣罗马帝国战无不胜的皇帝、我们的天生国王和君主的臣民。我们的深谋远虑、刚毅坚忍、严明军纪、辛勤努力、出没风涛、浴血沙场,使虔诚徒众欢欣鼓舞,使异端邪教闻风丧胆。为了这个缘故,为了上帝的荣光,也为了宣扬天主教皇帝陛下的威德,我觉得宜作如下记述,并敬呈陛下,俾天下之人一体知晓此处所述之事。荣耀应归于上帝,因为西班牙人在他的神圣指引下,征服了广大的不信上帝之人,并使他们皈依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荣耀应归于我们的皇帝,因为仰仗他的伟大力量和好运,上述事件发生在他君临天下之时。

这将会使虔诚的徒众感到欢欣鼓舞,因为上述战斗已经取得了胜利,上述行省已被发现和征服,上述财富已经运回家乡由国王和他们分享;同时也因为上述惊恐之情已在异教徒中广为传播,上述赞赏之心也已在全人类中油然而生。

“因为,为了制服蛮荒之地的那些化外之民,从古到今,如此伟大的业绩在何时竟是靠如此少的人对抗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广大的地区,渡过如此多的海洋,跨过如此漫长距离的陆地来取得的?还有谁的英勇事迹能和西班牙的英勇事迹相提并论呢?我们西班牙人人数很少,总数从来不超过200人或300人,有时候只有100人甚至更少,但却在我们这个时代征服了前所未闻的广大领土,比所有相信上帝和不相信上帝的诸侯王公们所拥有的领土还大。现在,我将只写下在征服中所发生的事,为了避免冗长啰嗦,我将不会写得很多。

“皮萨罗总督希望从来自卡哈马卡的印第安人口中得到情报,于是他就叫人拷打他们。他们招供说,他们听人说阿塔瓦尔帕正在卡哈马卡等待总督。总督于是命令我们前进。在到达卡哈马卡的入口处时,我们就看见了一里格外山边上的阿塔瓦尔帕的营地。印第安人的营地看去像一座很美丽的城市。他们的帐篷如此之多,使我们全都在心里充满了莫大的疑惧。在这以前,我们在西印度群岛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情景。这使我们的西班牙人全都感到害怕和不知所措。但我们不能露出任何害怕的样子,也不能转身回去,因为如果这些印第安人觉察到我们的任何怯懦的迹象,那么甚至我们带来当向导的那些印第安人也会把我们杀死的。于是,我们就装出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并在仔细观察这座城市和这些帐篷之后,走下山谷进入卡哈马卡。

“我们用不少时间来商量对策。我们心里全都充满了恐惧,因为我们人数太少,又深入到一个不可能指望得到援军的地方。我们全都去见总督,讨论第二天的行动方针。那天夜里我们很少有人睡觉,我们守候在卡哈马卡的广场上,注视着印第安军队的营火。这个景象看了令人害怕。大多数营火都是在山坡上,彼此又靠得很近,一眼看去就像天空中的点点繁星。那天晚上再也不分什么大人物和小人物,也不分什么步兵和骑兵了。每一个人都全副武装地站岗放哨。那位极其精明能干的总督也不例外,他跑来跑去给他的部下打气。总督的兄弟埃尔南多 ?皮萨罗估计,那儿印第安士兵的人数达到4万人,但他只是为了使我们宽心而撒了谎,因为实际上有 8万多印第安人。

“第二天早上,阿塔瓦尔帕派出的信使到来,总督对他说,‘请转告贵国君主,欢迎他大驾光临,至于何时来和怎样来,都可按照他的意思办,不管他以什么方式来,我都会把他当朋友和兄弟来接待。我求他快来,因我渴望和他见面。他将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或侮辱。’

“总督把他的部队埋伏在卡哈马卡的广场周围,把骑兵一分为二,一支交由他的兄弟埃尔南多?皮萨罗指挥,另一支交由埃尔南多 ?德索托指挥。他把步兵也一分为二,他本人率领一部分,另一部分则交给他的兄弟胡安?皮萨罗。同时,他命令佩德罗 ?德?坎迪亚和两三个步兵带着喇叭到广场上的一个小堡垒去,并携带一尊小炮驻守那里。当所有的印第安人和率领他们的阿塔瓦尔帕进入广场时,总督会向坎迪亚和他的士兵发出信号,同时喇叭也要吹响,骑兵听到喇叭声要从他们埋伏等待的大院子里冲出来。

“中午,阿塔瓦尔帕开始集合队伍并向前接近。很快我们就看到整个平原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印第安人,他们不时地停下来,等待不断地从他们身后营地里列队而出的另一些印第安人。到了下午,他们分成一个个小分队,不断地列队而出。走在前面的几个小分队这时已靠近我们的营地,同时仍有更多的部队不断地从印第安人的营地出发。在阿塔瓦尔帕前面的是2 000个清扫道路的印第安人,他们的后面是一些战士,其中一半人在他一边的田野里行进,另一半人在他另一边的田野里行进。

“首先来到的是一群身穿五颜六色、棋盘格似服装的印第安人。他们一边前进,一边拾起地上的稻草并清扫道路。其次来到的是 3群身着不同服装、载歌载舞的印第安人。接着又来了一批人,他们抬着盔甲、巨大的金属盘子和金银打就的皇冠。他们抬着的用金银制成的全套行头数量众多,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令人叹为观止。在这些人当中出现了阿塔瓦尔帕的身影,他坐在华美的轿子里,轿子木支架的末端用银子包着,由 80个身着鲜蓝色号衣的领主扛在肩上。阿塔瓦尔帕本人锦衣绣服,头戴皇冠,脖子上套着一个绿宝石大颈圈。他坐在轿子里的一个放着华丽鞍形坐垫的小凳子上。轿子的四周插着五颜六色的鹦鹉毛,并用金银盘子装饰起来。

“在阿塔瓦尔帕后面是另外两顶轿子和两只吊床,里面坐着几个高级酋长,随后又是几群抬着金冠银冠的印第安人。这几群印第安人合着响亮歌声的节拍开始进入广场,他们就这样不断进来,占领了广场的每个地方。在这期间,我们全体西班牙人一切准备就绪,埋伏在院子里等着,心里充满了恐惧。我们有许多人完全是因为惊恐而在不知不觉中尿了裤子。阿塔瓦尔帕在到达广场中心后仍然高高地坐在他的轿子里,而他的部队在他的身后继续列队而入。

“皮萨罗总督这时派托钵修会修士维森特?德巴尔维德过去和阿塔瓦尔帕搭话,并以上帝和西班牙国王的名义,要求阿塔瓦尔帕服从耶稣基督的权威和效忠西班牙国王陛下。修士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圣经》,举步向前,穿过重重的印第安人部队,来到阿塔瓦尔帕跟前,开口对他说:‘我是上帝派来的仆人,我把上帝的福音教给基督徒,现在我也同样来教你。我教的就是上帝在这本书里对我们所说的话。因此,我代表上帝和基督徒,请求你做他们的朋友,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也是为了你的福祉。’

“阿塔瓦尔帕把书要过去,他想看一看。于是修士就把书合着递给了他。阿塔瓦尔帕不知道怎样把书打开,修士就把手伸过去帮忙。这时,阿塔瓦尔帕勃然大怒,对修士的手臂打了一拳,他不愿别人帮这个忙。于是,他亲自把书打开,他发现书上的字和纸并没有任何令人惊异之处,就把书扔出去五六步远,满脸涨得通红。

“修士回到皮萨罗身边,大叫:‘出来吧 !出来吧,基督徒们 !向这些拒绝上帝福音的狗敌人冲过去 !那个暴君竟敢把我的《圣经》扔在地上 !你们难道没有看见刚才发生的事?在平原上全是印第安人的时候,我们干吗还要对这个过分傲慢自大的狗杂种讲究谦恭礼貌呢?向他们冲过去,我会宽恕你们的罪孽的!’

“于是,总督向坎迪亚发出信号,坎迪亚开始开炮。与此同时,喇叭也吹响了,全副武装的西班牙部队,有骑兵有步兵,从他们埋伏的地方向在广场上挤成一团的手无寸铁的印第安人冲去,一边喊着西班牙的战斗口号:

‘圣地亚哥!’我们已经在马身上缚了响器来吓唬印第安人。枪声、喇叭声和响器声使印第安人陷入一片惊慌。西班牙人向他们攻击,动手把他们砍成几段。印第安人吓得互相践踏,形成一个个人堆,彼此都因窒息而死。因为他们手无寸铁,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可毫无危险

地攻击他们。骑兵策马把他们撞倒,把他们杀死的杀死,打伤的打伤,对逃跑的就穷追不舍。步兵对剩下的人发动狠狠的攻击,其中大多数人很快就都成了刀下之鬼。

“总督本人一手拿剑一手拿匕首,带着身边的几个西班牙人冲进密集的印第安人群,并且非常勇敢地来到阿塔瓦尔帕的轿子旁。他大胆地一把抓住阿塔瓦尔帕的左臂,口中大喊一声‘圣地亚哥 !’,但他无法把阿塔瓦尔帕从轿子里扯出来,因为轿子被举得很高。虽然他杀死了举着轿子的几个印第安人,但别的印第安人立刻接上来把轿子举得高高的,就这样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制服和杀死印第安人。最后,七八个西班牙骑兵策马赶来,从一边向轿子猛冲,用很大力气把轿子推得侧倒在地。阿塔瓦尔帕就这样被捉住了。总督把阿塔瓦尔帕带到他的住所。抬轿子的那些印第安人和护卫阿塔瓦尔帕的那些印第安人没有丢弃他:全都在他的身旁死了。

“留在广场上的那些惊慌失措的印第安人被枪炮的射击和马匹吓坏了—这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东西—他们设法推倒一段围墙,逃离广场,跑到外面的平原上去。我们的骑兵从围墙的缺口一跃而出,冲进平原,一边大声喊叫:‘追那些穿花衣服的!一个也不要让他逃

走 !用矛刺他们 !’阿塔瓦尔帕带来的其他印第安士兵全都在距离卡哈马卡一英里的地方严阵以待,但没有一个人移动一步,在发生所有这一切期间,没有一个印第安人拿起武器来对付一个西班牙人。当留在城外平原上的一队队印第安人看见别的印第安人喊叫着逃跑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惊慌起来,拔脚就逃。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观,因为整个山谷在 15或20英里范围内完全塞满了印第安人。夜色已经降临,而我们的骑兵仍在田野里用长矛刺杀印第安人,这时我们听到了要求我们回营集合的号声。

……

前言/序言

耶利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对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各个民族来说,历史的发展进程是很不相同的。在上一次冰期结束后的 13 000年间,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发展成为使用金属工具的、有文字的工业社会,另一些地区仅仅发展成为没有文字的农业社会,还有一些地区则仍然保留着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社会。这种历史上的差异对现代世界投上了持久的阴影,因为使用金属工具的、有文字的社会征服了或消灭了其他类型的社会。虽然这些差异构成了世界史的最基本的事实,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始终是不确定的和有争议的。关于这些差异的由来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在 25年前以一种简单的个人形式向我提出来的。

1972年7月,我在新几内亚这个热带岛屿的沙滩上散步,当时我正在那里研究鸟类的演化。在这之前我已听说过有一个叫做耶利的当地知名政治家,这时候他正在这个地区旅游。那一天,耶利和我碰巧沿同一个方向散步,而且他追上了我。我们在一起走了一个小时,始终在交谈着。

耶利身上焕发着领袖的气质和活力。他的眼睛闪耀着迷人的光芒。他充满自信地谈论自己,但他也问了许多尖锐的问题,并且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我们的谈话从当时每个新几内亚人都关心的问题,即政治事态的迅速发展开始。耶利的国家现在叫做巴布亚新几内亚,那时仍然是联合国的一块托管地,由澳大利亚管理,但独立已是迟早的事。耶利对我说,他的任务就是使本地人作好自治的准备。

过了一会,耶利话锋一转,开始考问起我来。他从来没有去过新几内亚以外的地方,他的最高学历是中学,但他却有着一种无法满足的好奇心。首先,他想要了解我对新几内亚鸟类的研究工作(包括我做这工作拿多少报酬)。我就告诉他,在几百万年的过程中,不同种群的鸟是如何移居新几内亚的。

接着,他又问我,在过去的几万年中,他的人民的祖先是怎样到达新几内亚的,以及在过去 200年中,欧洲的白人是如何开拓新几内亚的。谈话始终是友好的,虽然我们俩都了解耶利和我所代表的两个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两个世纪前,所有的新几内亚人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就是说,他们仍然使用着几千年前即已在欧洲为金属工具所取代的类似的石器,而他们所居住的也不是在集中统一的政治权威下组织起来的村庄。白人来了,他们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带来了各种物资,从钢斧、火柴和药品到服装、软饮料和雨伞,应有尽有,而新几内亚人立刻认识到这些东西的价值。在新几内亚,所有这些物品被一概称之为“货物”。

许多白人移民公开蔑视新几内亚人,说他们是“原始人”。在新几内亚人的白人“主子”(他们直到1972年还被这样称呼)中,甚至是最无能的人,他们的生活水准也远远高于新几内亚人,甚至高于像耶利这样的极有性格魅力的政治家。然而,耶利就像当时考问我那样考问过许多白人,而我也曾考问过许多新几内亚人。他和我都十分清楚地知道,新几内亚人通常至少和欧洲人一样聪明。耶利想必考虑过所有这些问题,因为他又一次用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洞察一切似的瞥了我一眼,问我道,“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们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正像耶利所体会的那样,这是一个虽然简单但却切中要害的问题。是的,在普通新几内亚人的生活方式和普通欧洲人或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类似的差异同样把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区别了开来。这些巨大的差异必定具有人们可能认为显而易见的重要原因。

然而,耶利的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当时就回答不出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专业的历史学家们仍然意见不一:大多数人甚至不再问这样的问题了。在耶利和我进行那次谈话后的许多年里,我研究并用文字说明了关于人类进化、历史和语言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在25年后撰写的这本书就是试图对耶利的问题作出回答。

虽然耶利的问题只涉及新几内亚人和欧洲白人的生活方式的差异,但它可以推而广之,联系到现代世界上更大规模的一系列悬殊差异。来自欧亚大陆的民族,尤其是仍然生活在欧洲和东亚的民族,以及移居到北美的民族,控制着世界的财富和权力。其他民族,包括大多数非洲人,已经摆脱了欧洲人的殖民统治,但在财富和权力方面仍然远远落在后面。还有一些民族,如澳大利亚、美洲以及非洲最南端的土著居民,甚至已不再是自己土地的主人,而是遭到欧洲殖民主义者大批杀害、征服,有时甚至被斩尽杀绝。

因此,关于现代世界的差异问题可以再次系统地阐述如下。为什么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某种别的方式呢?例如,为什么不是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澳大利亚土著杀害、征服或消灭欧洲人和亚洲人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回顾一下历史。从公元1500年开始,当欧洲在全世界的殖民扩张刚刚兴起时,不同大陆上的民族业已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欧洲、亚洲和北美洲的许多地区成了一些用金属装备起来的国家或帝国的基地,其中有些已经呈现工业化的端倪。两个印第安民族 —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统治着一些使用石器的帝国。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些地区被划分为一些使用铁器的小国或由酋长管辖的部落。其他大多数民族 —包括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许多太平洋岛屿、美洲的许多地区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小部分地区的所有那些民族—都是一些农业部落,甚至仍然是一些使用石器的靠狩猎采集为生的族群。当然,从公元1500年开始的这种技术和政治上的差异,是现代世界不平等的直接原因。使用钢铁武器的帝国能够征服或消灭使用石制和木制武器的部落。然而,这个世界又是如何成了公元1500年时的那种模样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再一次毫不费力地回顾一下更早的历史。直到大约公元前 11000年上一次冰期结束时,各个大陆上的各个族群仍然都是靠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从公元前11000年到公元 1500年,不同大陆的不同发展速度,成了导致公元 1500年时技术和政治差异的原因。虽然澳大利亚土著和美洲印第安人仍然靠狩猎采集为生,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美洲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许多地区,已逐步地发展起农业、畜牧、冶金技术和复杂的政治组织。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和美洲的一个地区,还独立地发明了文字。然而,这些新的发展中每一个发展,在欧亚大陆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出现得更早。例如,青铜器的大规模生产于公元 1500年前的几个世纪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一带还刚刚开始,而在4 000多年前已经在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开展起来。欧洲探险家是在公元 1642年首次接触到塔斯马尼亚人①的,那时他们的石器制作技术比几万年前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普遍使用的制作技术还要来得简单。

这样,我们最后就能用别的措辞把现代世界的差异重新表述如下: 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呢?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就构成了历史的最广泛的模式,也是我这本书的主题。

虽然这本书归根到底是要讨论历史和史前史问题,但其主题不光是具有学术性,而且在实践上和政治上也是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就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来形成现代世界的。这些冲突产生了回响,而这些回响在经过许多世纪后仍然没有消失,并且在今天世界上的某些最混乱的地区仍在活跃地继续。

例如,非洲的广大地区仍在与近代殖民主义留给它的余孽进行斗争。在其他地区 —包括中美洲、墨西哥、秘鲁、新喀里多尼亚和苏联的许多地区,以及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区 —社会动荡或游击战争,甚至使更多的本地居民起来反对由外来征服者的后代所控制的政府。其他的许多本地居民—如夏威夷的本地人、澳大利亚土著、西伯利亚本地人,以及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印第安人 —由于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和疾病,他们的人数已经锐减,现在在人数上已被入侵者的后代大大超过了。虽然他们因此而不能发动内战,但他们仍然日益坚持维护自己的权利。

除了各民族之间由于过去的冲突而引发的当前这些政治和经济反响外,当前还存在着语言方面的反响 —尤其是现代世界上现存的 6 000种语言中的大多数语言即将消亡,而由英语、汉语、俄语和近几个世纪以来使用人数大大增加的其他几种语言所取代。现代世界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由于耶利问题中所暗含的不同历史轨迹造成的。在为耶利的问题寻找答案之前,我们应该先停下来考虑一下根本就反对讨论这个问题的某些意见。有些人见到别人仅仅提出这个问题就会生气,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种反对意见如下。如果我们成功地说明了某个民族怎么会统治另一民族的,那么这会不会就是为这种统治辩护呢?这会不会就是说这种结果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在今天试图改变这种结果可能是徒劳无益的呢?这种反对意见的根据是一种把对原因的说明同为结果辩护或承认结果混为一谈的普遍倾向。怎样利用历史的阐述是一个和阐述本身完全不同的问题。为了努力改变某个结果,了解是比再现或保持这种结果更经常使用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家要努力去了解杀人犯和强奸犯的心理,为什么社会历史学家要努力去了解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为什么精神病学家要努力去了解人类疾病的起因。这些人之所以去调查研究,并不是想要为谋杀、强奸、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以及疾病进行辩护,相反,他们是想要利用他们对因果链的了解来打断这个锁链。

其次,回答耶利的问题是否就必然涉及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方法,涉及对西欧人的美化,并念念不忘于西欧和欧化了的美国在现代世界中的突出地位呢?这种突出地位是否就是过去几个世纪的一种短暂现象,而现在正由于日本和东南亚的兴起而变得暗淡下来呢?事实上,本书大部分篇幅将要讨论的是某些民族,而不是欧洲人。我们不只是把重点放在欧洲人和非欧洲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上,而是还要研究不同的非欧洲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尤其是发生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内部的和发生在这些地区的土著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绝不是要美化来自西欧的民族,而是要看到,他们的文明的最基本因素是由生活在别的地方的其他民族发展起来并在以后输入西欧的。

第三,诸如“文明”之类的字眼和“文明的兴起”之类的词语是不是传达了虚假的印象,即文明是好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部落人是悲惨的,而过去 13 000年的历史已经朝着人类更大的福祉前进了?事实上,我并不想当然地认为工业化国家就一定比狩猎采集部落“好”,不认为放弃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来换取以使用铁器为基础的国家地位就是代表“进步”,也不认为就是这种进步为人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幸福。根据我在美国城市和新几内亚村庄不同的生活体验,我的印象是:所谓的文明的福祉是由正反两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例如,同狩猎采集部落相比,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公民享有更好的医疗照顾,他们被人杀害的风险较的也较长,但他们从朋友和大家庭那里得到的社会支持却要少得多。我对人类社会的这种地理差异进行调查研究的动机,不是为了赞美一种类型的社会和贬低另一种类型的社会,而完全是为了了解历史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耶利的问题是不是真的需要用另一本书来回答?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答案了呢?如果已经知道了,那么答案是什么呢?

大概最普通的解释就含蓄地或者明确地假定民族之间在生物学上的差异。在公元 1500年后的几个世纪中,由于欧洲探险者们认识到世界各民族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的广泛差异,他们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差异来自天生能力的差异。随着达尔文理论的出现,原来的一些解释就按照自然选择和演化遗传有了新的含义。在技术上原始的种族被认为是人类从与猿相类似的祖先那里遗传而来的演化遗存。由来自工业化社会的移民来取代这些种族,正是适者生存的例证。随着后来遗传学的兴起,这些解释就按照遗传学的字眼又一次被重新叙述。从遗传学的角度看,欧洲人被认为比非洲人聪明,而比起澳大利亚的土著就尤其如此。

今天,西方社会的某些人在公开地批判种族主义。然而,许多(也许是大多数!)西方人私下里或下意识地在继续接受种族主义的解释。在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里,仍然有人在公开提出这种解释,而且是毫无愧疚之感。甚至是受过教育的美国白人、欧洲人和澳大利亚人,每当提起澳大利亚土著这个话题时,总是认为澳大利亚土著的身上有着某种原始的东西。他们看上去肯定与白人不同。在这些土著的仍然健在的后裔中,有许多人虽然在欧洲殖民时代活了下来,但现在却发现在澳大利亚白人社会中难以在经济上取得成功。

一个看似有理的论据是这样的:到澳大利亚来的白人移民建立了一个以金属工具和食品生产为基础的、有文字的、工业化的、在政治上集中的民主国家,这一切都是在对一个大陆进行拓殖的 100年中完成的,而生活在这个大陆上的土著至少有4万年之久一直是一些没有金属工具的狩猎采集部落。这是对人类发展的两个连续实验,实验的环境相同,唯一的变量是居住在这环境中的人。澳大利亚土著与欧洲人社会之间的差异是由民族本身的差异产生的,这一点难道还需要进一步来证明吗?

对这种种族主义解释的反对意见,不仅仅是因为这种解释令人生厌,而且也因为它们是错误的。人类在智力上存在着差异,但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这种差异是与技术上的差异平行发生的。事实上,我马上还将说明,现代的“石器时代”的部落通常可能比工业化的民族更加聪明,或至少一样聪明。虽然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荒谬,但我们将会在第十五章看到,对于建立一个具有上述其他优点的、有文字的工业化社会来说,来到澳大利亚的白人移民对于通常给予他们的荣誉是受之有愧的。此外,直到最近在技术上仍很原始的部族—如澳大利亚的土著和新几内亚人—只要给他们机会,一般是都能掌握工业技术的。

一些认知心理学家以巨大的努力研究了生活在同一国家的来自不同地理区域的民族之间在智商方面的差异。尤其是,有许多美国白人心理学家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试图证明,非洲裔美国黑人在智力上天生地就低于欧洲裔美国白人。然而,众所周知,用作比较的这两个民族在社会环境和教育机会方面是大不相同的。这个事实使检验智力差异引起技术差异这种假设遇到了双重的困难。首先,甚至我们成人的认知能力也要受到社会环境的严重影响,而我们在孩提时代就已经历了这样的环境,因而难以觉察先天遗传差异的任何影响。其次,认知能力的测验(和智商测验一样)往往都是测量文化学习,而不是测量纯粹的天生智力,不管这种天生智力究竟是什么东西。由于童年环境和所学得的知识对智商测验结果所产生的无庸置疑的影响,这些心理学家迄今为止所作的努力,都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非白人民族的智商中被视为当然的遗传缺陷。

我对这一争议的观点,是我和新几内亚人在他们的未受外界影响的社会里一起工作了33年的结果。从我刚开始和新几内亚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他们通常都要比一般欧洲人或美国人更聪明,更机敏,更富表现力,对周围的事和人也更关心。对有些工作,人们完全可以认为是反映了脑功能的某些方面的,例如在脑子里对陌生环境勾画出一幅图像的能力。在做这样的工作时,新几内亚人在很大程度上显得比西方人更加出色在行。当然,对于那些西方人从小就训练去做而新几内亚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新几内亚人也常常做得不好。因此,来自偏远村庄的未上过学的新几内亚人在进城时,在西方人看来就会显得呆头呆脑;反之,当我和新几内亚人一起在丛林中时,我表现得连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如沿着丛林小路行走或搭建一个遮蔽物)都不能胜任。在这种时候,我始终明白,我在新几内亚人看来又是多么地呆头呆脑。对这些工作,新几内亚人从小就接受了训练,而我则从来没有。

为什么我觉得新几内亚人比西方人聪明这种印象可能是正确的,有两个理由容易得到认可。首先,几千年来,西方人一直生活在有中央政府、警察和法制的、人口稠密的社会里。在这些社会里,稠密人口中传染性的流行疾病(如天花)在历史上是导致死亡的主因,而谋杀则比较罕见,至于战争状态则是例外,而不是普遍情况。大多数逃脱了致命的传染病的欧洲人,也逃脱了其他一些潜在的死因,并把他们的基因传给后代。今天,西方大多数存活的婴儿同样逃过了致命的传染疾病,而且不管他们的智力和携带的基因如何,一样地传宗接代。相比之下,新几内亚人所生活的社会,由于人口稀少,稠密人口中发生的那些流行疾病无法形成。相反,造成新几内亚人传统的高死亡率的,是谋杀、长期的部落战争、意外事故和在获取食物中出现的问题。在传统的新几内亚社会中,聪明人比不那么聪明的人更有可能逃脱导致高死亡率的死因。然而,在传统的欧洲社会中,流行性疾病造成的死亡率的差异与智力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与取决于人体化学细节的遗传抵抗力有关。例如,血型为B或O的人比血型为 A的人对天花有更强的抵抗力。就是说,促进智力基因的自然选择,在新几内亚比在人口稠密、政治上复杂的社会可能要无情得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对人体化学组成的自然选择反而更有效力。

关于为什么新几内亚人可能会比西方人聪明这一点,除了这种遗传上的原因,还有第二个原因。现代欧洲和美国的儿童花费大量的时间,被动地接受电视、广播和电影所提供的娱乐。在一般的美国家庭中,电视机每天开7个小时。相比之下,传统的新几内亚儿童几乎没有机会去接受这种被动的娱乐,而是把他们醒着的时间几乎全部用来从事积极的活动,如和其他儿童或成年人谈话或游戏。几乎所有的对儿童发展的研究全都强调童年刺激和活动在促进智力发展中的作用,同时着重指出了与童年刺激减少相联系的不可逆转的智力障碍。对于新几内亚人表现出来的这种较优越的一般智力作用,这种影响无疑提供了一种非遗传成分。

这就是说,就智力而言,新几内亚人可能在遗传方面优于西方人,他们在逃避对成长极其不利的条件时也肯定优于西方人,而工业化社会的大多数儿童如今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长大的。当然,关于新几内亚人在智力方面的任何不利条件,没有丝毫可以用来回答耶利的问题。遗传和童年成长这两个因素,可能不仅区别了新几内亚人同西方人,而且也区别了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以及技术上原始的社会成员同一般说来在技术上先进的社会成员。因此,必须把种族主义素来的那种臆断颠倒过来。欧洲人尽管在遗传方面存在着不利条件,而且(在现代)他们在成长中也毫无疑问存在着不利条件,那么为什么他们最后却能生产出很多货物?而对于新几内亚人,尽管我相信他们具有较高的智力,但为什么他们最后在技术上还是那样原始呢?

遗传学上的解释不是对耶利问题的唯一可能的答案。另一种受到北欧人欢迎的解释是求助于想象中的气候作用,说什么他们家乡的寒冷气候对人的创造力和精力具有刺激作用,而炎热、潮湿的热带气候则对人的创造力和精力具有抑制作用。也许,高纬度的这种季节性的多变气候比不随季节变化的恒定的热带气候提出了更多的各式各样的挑战。也许,寒冷的气候要求人们为了生存必须具有更多的创造才能,因为人们必须建造保暖的住宅和缝制保暖的衣裳,而在热带人们只要有较简陋的住房并且不穿衣服就能生存下去。或者,可以把这种论点颠倒过来以得出同样的结论:高纬度地区漫长的冬季使人们有大量时间可以坐在家里搞发明创造。

虽然这种解释以前曾流行一时,但它同样经不起推敲。我们将要看到,直到最近的1 000年前,北欧各民族对欧亚大陆文明没有作出过任何极其重要的贡献;他们只是由于运气好才生活在某一个地理位置上,使他们有可能接受在欧亚大陆较温暖地区发展起来的一些先进的东西(如农业、轮子、文字和冶金)。在新大陆,高纬度的寒冷地区甚至更是人类的一个落后地区。唯一的发明了文字的印第安人社会出现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墨西哥;新大陆最古老的陶器来自位于热带的南美洲赤道附近;而通常被认为在艺术、天文学和其他方面最先进的新大陆社会是在公元第一个一千年中位于热带的尤卡坦半岛和危地马拉的历史上有名的玛雅社会。

对耶利的问题的第三个答案提出了所谓干燥气候下低地河谷的重要性问题,因为这种地方的高产农业依赖于大规模的灌溉系统,而这又需要有权力集中的政府机构。之所以提出这种解释,是因为有一个事实是无庸置疑的,即已知的最早帝国和书写系统出现在新月沃地 ①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在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地区,包括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中美洲的玛雅人居住的低地和秘鲁的沿海沙漠,水利系统也似乎与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密切有关。

然而,详尽的考古研究表明,复杂的灌溉系统并不是同权力集中的政府机构一起出现,而是在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到来的。就是说,先是由于某种原因出现了政治集权,然后才有可能建设复杂的灌溉系统。在世界上的这些地区,在政治集权之前发生的至关重要的发展,没有一个同江河流域或复杂的灌溉系统有联系。例如,新月沃地的粮食生产和乡村生活源于丘陵和山地,而不是源于低地河谷。在乡村粮食生产开始在新月沃地的丘陵地带兴旺发达之后 3 000年左右,尼罗河流域仍然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地区。美国西南部的江河流域最后还是对灌溉农业和复杂社会起了支撑作用,但只是在有了许多为社会所依赖的发展成果之后才做到这一点的,而这些发展成果却是从墨西哥引进的。澳大利亚东南部的河谷仍然为没有农业的部落社会所占有。

然而,还有一种解释列举了使欧洲人能够屠杀或征服其他民族的直接因素—尤其是欧洲的枪炮、传染病、钢铁工具和工业制成品。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因为显而易见,这些因素都是造成欧洲人征服的直接原因。然而,这种假设是不全面的,因为它仍然只提供了确定直接原因的一种近似的(初级阶段的)解释。它使人不由得想去寻找终极原因:为什么最后带来枪炮、凶恶的病菌和钢铁的竟是欧洲人,而不是非洲人或印第安人?

至于在确定欧洲征服新大陆的终极原因方面,虽然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但非洲仍然是一大难题。在非洲这个大陆上,原人进化的时间最长,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可能也起源于那里,那里的地方病如疟疾或黄热病使欧洲的探险者失去了生命。如果长期的领先优势有什么价值的话,那么为什么枪炮和钢铁不是首先出现在非洲,从而使非洲人和他们的病菌得以征服欧洲?同时,又用什么来说明何以澳大利亚土著未能超越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阶段呢?

在世界范围内对人类社会进行比较所出现的问题,曾经引起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们的极大关注。说明这方面的努力的最著名的现代例证,就是阿诺德?汤因比①的十二卷本的《历史研究》。汤因比对23个先进的文明民族尤感兴趣,这 23个民族中有 22个是有文字的,19个是欧亚大陆民族。他对史前史和比较单纯的没有文字的社会兴趣较少。然而,现代世界不平等的根源却要追溯到史前阶段。因此,汤因比没有提出耶利的那种问题,也没有去认真讨论我所认为的最广泛的历史模式。其他一些研究世界史的可资利用的书,同样会把重点放在以往 5 000年中先进的、有文字的欧亚大陆文明民族身上;这些书都是十分简略地提到哥伦布以前的印第安人文明,除了谈到最近与欧亚大陆文明民族的相互影响外,它们对世界其余地区的讨论甚至更加简略。在汤因比的尝试后,全世界对历史因果关系的综合研究已经受到大多数历史学家的冷遇,被认为提出了一个显然难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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