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羔羊系列：红龙

接连两桩灭门案在月圆之夜发生，面对扑朔迷离的案情，特工威尔猜不透罪犯的变态逻辑。距下一个月圆之夜还有三个星期。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他只好去求助于一个人：那个差点让他丧命的食人博士，汉尼拔·莱克特……

托马斯·哈里斯（1940—）是个和蔼可亲的络腮胡子。他每晚给母亲打个电话报平安。他精通厨艺，喜欢给朋友做美食。只有当埋头书斋时，他才变成那个游走于心理迷宫的悬疑作家，那个深不可测的汉尼拔医生的创造者。
虽然只出了五部小说，但已使他成为公认的悬疑小说宗师。其中《沉默的羔羊》系列尤为经典，它们将悬疑小说带入了经典文学的殿堂，在悬疑文学史上是难以逾越的巅峰。
他的作品全部被好莱坞改编为电影。电影《沉默的羔羊》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第三部包揽奥斯卡五项大奖的影片。

《红龙》就像一部引擎，它专为一种目的而设计：让你血脉贲张，心跳加速，让恐惧的激素爆发。
——《纽约时报·书评》

注意！如果你喜欢做噩梦，那千万不要翻开此书。
——《科罗拉多太阳报》

世上没有其他作家比哈里斯更善于把握悬疑的节奏。
——《星期日邮报》

《红龙》是羔羊系列中最为经典的。一般恐怖小说作家只会制造出一些吓人的地方，让读者肾上腺偶尔爆发，却留不下什么回忆。《红龙》只让人微微发寒，可读得越深入，就越感到寒意从脚底开始慢慢包围全身。
——豆瓣读者

其实很怕看悬疑、恐怖，但是因为《沉默的羔羊》，还是借回家看，谁知一看便无法放下，直到结束。心思起伏完全被它左右，吓得我毫无睡意和食欲。
——豆瓣读者

威尔·格雷厄姆驱车缓缓地经过查尔斯?利兹一家住过而且在其中被杀害的房子。所有的窗户都熄着灯，庭院里的一盏灯亮着。他在两个街区以外停下车，然后在和暖的夜风中走回来。他手中拎着装有亚特兰大警局侦探报告的硬纸盒。
格雷厄姆坚持要一个人来。任何其他的人都会分散他的注意力——这是他给克劳福德的解释。其实他还有另一个理由，一个隐私的理由：他不知道自己将如何应对那里的情况。他不想有一张脸时时刻刻都围着他转。
他在太平间检查的时候情况还算好。
这栋两层小砖楼坐落在一片树丛中，所以和街道隔开了。格雷厄姆在树下站了许久，定定地看着房子。他想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在他的大脑里有一只银色的钟摆在黑暗中滴滴答答地走。他要等到这只钟摆停下来。
几个在附近住的人开车路过，快速扫了一眼这栋房子又马上把视线转移开了。一栋发生凶杀案的房子在邻居们眼中是丑恶的，就像一张背叛了他们的脸。只有外来的人或者孩子才会盯着房子看。
窗帘都还打开着，格雷厄姆一阵高兴，因为这意味着没有亲戚进去过。亲属们走进房间后总会把帘子拉上的。
他绕着房子四周走了走，走得非常小心，而且没用手电筒。他停下来两次侧耳听听。亚特兰大警方知道他在这里，可是邻居们不知道。他们发觉有陌生人在这里会很紧张，甚至有可能开枪。
透过一扇后窗他可以看到屋里家具黑的轮廓，而且一直能看到前院的灯光。空气里散发着浓郁的好望角茉莉花香。格子结构的门廊几乎占了房子的整个后部。在门厅的门上贴着亚特兰大警局的封条。格雷厄姆撕开封条走进房子。
门廊与厨房之间的门用胶合板补上了，因为警方从门上取走了玻璃。借着手电的亮光他用警方给他的钥匙打开了锁。他想打开灯，戴上他那亮晶晶的警徽，然后弄出些响动，也好为自己作为官方人员在这五个人被谋杀的房间里造造势，可是他什么也没做。他走进漆黑的厨房，然后坐在早餐桌旁。
炉灶上方两个指示灯在黑暗中闪着蓝光。他从空气中闻到家具清洁剂和苹果的味道。
自动温检开关响了一下后，空调启动了。格雷厄姆被这声音吓了一跳，他感到一阵恐惧。他已经是对付恐惧的老手了，这点恐惧完全能应付，只不过有点害怕，再说他完全能够继续工作。
在害怕的时候他能够看得、听得更清楚，不过说话会变得不简洁。有时候恐惧会让他变得粗鲁。不过在这儿，没有旁人会和他说话，也不用担心会冒犯谁。
疯狂的气息从那扇门钻进房子的这间厨房，脚上穿着十一码的鞋。在黑暗中坐着的他捕捉到了那气息，就像警犬能嗅出衬衫的气味一样。
格雷厄姆曾用了大半天和半个晚上的时间在亚特兰大警局刑事组仔细研究了侦探们的报告。他记得警方到达现场时，炉灶上方的油烟机的灯是亮着的。他随即打开了它。
灶台上方的墙上挂着两个镶了框的条幅。一幅写着：“亲吻不能长久，但厨艺可以永存。”另一幅写道：“朋友们总是最愿意到我们的厨房来，来倾听整个房子的心跳，并在它忙碌的气氛中分享舒适。”
格雷厄姆看看表，晚上十一点半。根据病理学家对尸体的分析，遇害者是在晚十一点和凌晨一点间死亡的。
……

写在一次性命攸关的会面之前
我想谈谈第一次见到医学博士汉尼拔·莱克特的情景。
1979年秋，因为家人生病，我回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家乡待了十八个月。当时我正在写《红龙》。里奇村的邻居很热心地把他的排屋借给我住。那排屋建在一大片棉花地中间，我就到那里写作，经常到深夜。
写小说，一般都从个人见闻下笔，然后再添补上前前后后的来龙去脉。在密西西比的这座里奇小村，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我看到调查员威尔·格雷厄姆正在受害者一家的房子里，在所有人被谋杀的房间里。他在看死者的家庭录像。那时我还不知道凶手是谁。我艰难地调查，看前后都发生了什么事。我跟随威尔检查房子和犯罪现场，一片漆黑中，他看到什么，我不多不少也都看到了。
有时候我会留着灯走出小屋，穿过平坦的田野。远远地回望，这房子就像海上的一艘船，我的四周只见三角洲的无边暗夜。
很快我就跟那些半野生的狗混熟了。它们三五成群地在田里游荡。有些偶尔会有农场工人家喂喂，但大部分时间它们得自己觅食。在寒冷的冬天，大地冻得干硬，我开始拿狗粮喂它们，很快，每周用掉的狗粮多至五十磅。它们到处跟着我，这一群可真不少——大个儿的，小个儿的，比较友善的，还有凶悍不让碰的。它们晚上和我一起在野地散步，就算看不到，也能听到它们都在周围，在黑暗中喘着气，边走边嗅。我在小屋写作时，它们就在前门廊等着，满月时分，便能听到它们的歌号。
我困惑地矗立在屋外的茫茫旷野，在黑夜的中心，喘息声包围着我，眼前依然笼罩着台灯的光。我试图想象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昏暗的视野中只有幻影、暗示和非人类的视网膜反射月光发出的时隐时现的幽光。毋庸置疑，那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事。你要理解，写小说的时候，你并不是在凭空捏造。它是确然存在的，你只需把它找出来。
威尔·格雷厄姆必须找人请教，他需要帮助，这他心里明白。他也知道该去找谁，早在考虑此事之前就知道了。我知道格雷厄姆在一桩旧案中曾受过重伤。我也知道他很怵向他最好的顾问讨教。那段时间，我每天都会滋生痛苦的回忆，晚上写作时，我对格雷厄姆的处境也感同身受。
因此，和他一同前往巴尔的摩精神病犯罪医院时，我还是有些惧怕的。气人的是，在开始办正事之前，我们在那里碰到了一个你在日常工作中也能碰到的傻瓜，弗里德里克·奇尔顿博士，他整整拖延了我们两三天时间。
我发现可以将奇尔顿留在开着灯的小屋里，然后在黑暗中看着他，我那些野狗朋友们围在我身边。这样我便身在暗处，便隐形了，正如我对于笔下的角色是隐形的，我和他们同处一室，看他们思量着自己的命运，却鲜少给予帮助。
终于摆脱了无聊的奇尔顿，我和格雷厄姆来到暴力凶犯区，钢铁大门在我们身后砰地关上，发出可怖的响声。
我们慢慢走近莱克特博士的病房。格雷厄姆紧张了，我闻到他身上散发的恐惧气味。我还以为莱克特博士在睡觉。他闭着眼，仅凭气味就认出了格雷厄姆，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我依然享有写作中一贯的豁免权，我是隐形的，对于奇尔顿、格雷厄姆和其他人都是，但面对莱克特博士我却很不自在，根本拿不准他是不是真看不到我。
像格雷厄姆一样，我当时也感觉（现在依然如此）莱克特博士的审视叫人不安，不胜侵扰，就像做头部X光透视时大脑里嗡嗡的杂音。他们说得很快，放到现实中，那语速就像两人在激烈辩论。我紧跟他们的谈话，慌乱地做笔记，笔记多得漫到了本子的页边空白，书桌最上面能写字的地方也都写满了。会面结束后，我筋疲力尽——脑海中回响着精神病院此起彼伏的争吵和哭号，我里奇村小屋的前门廊有十三只狗在歌号，它们闭目而坐，仰头朝向满月。多数都低吟着它们介于O和U之间的单元音，还有些只是跟着哼哼。
我必须在脑海中上百次地再现格雷厄姆与莱克特博士的那次会面，以便理解他们的话，去除那些额外的干扰，牢房的吵闹，犯人们的号叫，它们让有些字词听不清楚。
我仍然不知道是谁犯下的罪行，但从那时起我开始意识到我们一定会查清，一定会找到他。我也意识到书中人物若想查清此事，则需付出可怕的甚至惨痛的代价。而结果的确如此。
许多年后，我刚开始写《沉默的羔羊》的时候，并没想过莱克特博士会回来。我喜欢《黑色星期天》中的达丽娅·利雅得，想写一部核心角色是女强人的小说。因此，我从克拉丽丝·史达琳写起，但小说写了没两页，我就发现她必须去找这位博士。我非常喜欢史达琳，我觉得自己有些嫉妒莱克特博士，因为他是那么轻而易举就把她看透，而这对于我却是难以企及的。
到我为《汉尼拔》搜录素材时，我惊奇地发现博士已经开始独立选择自己的生活了。也许你会像我一样发现他的奇特魅力。
我一直害怕写《汉尼拔》，害怕自己被蹂躏和撕裂，害怕必须目睹的抉择，也为史达琳担惊受怕。最后我还是放手了，因为你只能放开角色，让莱克特博士和克拉丽丝·史达琳按照他们的天性决定事态发展。其中也有一些尊重的因素。
一位苏丹说过：“我不养猎鹰——是它们和我一起生活。”
1979年冬天，当我走进巴尔的摩精神病犯罪医院，厚重的铁门在我身后重重地关闭时，我丝毫不知道走廊尽头等待我的是什么；当命运的门闩滑进锁扣时，我们何曾听到它的声音。
T.H.
迈阿密，200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