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经典：局外人·鼠疫

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活着没有意义。《诺贝尔文学奖经典：局外人·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医生面对着同样荒谬的世界时，态度完全不同：《局外人》的莫尔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连对母亲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鼠疫》中的里厄医生在力搏那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时，虽然有时感到孤单绝望，但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跟那吞噬千万无辜者的毒菌作斗争，而且在艰苦的搏斗中，他看到爱情、友谊和母爱给人生带来幸福。里厄医生不是孤军作战，他最后认识到只有通过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无忌惮的瘟神，人类社会才有一线希望。

《诺贝尔文学奖经典：局外人·鼠疫》收录了法国现代著名存在主义文学家加缪的两部作品：《鼠疫》与《局外人》。这两部作品同是加缪最重要的代表作，均被列为现代世界文学名著。《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缪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已；《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而是在艰苦搏斗中感受着人生的幸福。

阿尔贝·加缪，是法国现代著名存在主义文学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者。他在1913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他的父亲生于阿尔萨斯，从小失去父母，曾多次逃离寄养的孤儿院，长大后在阿尔及利亚当农业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在对德作战中受伤身亡，当时加缪还不满一岁。加缪继《局外人》、《鼠疫》之后，曾计划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第一人》中描写他的父亲的一生。他的母亲是祖代移居阿尔及利亚的西班牙人后裔；在她的扶养下，加缪在贫困的阿拉伯居民中间长大，对他们的处境始终怀有深切地同情。

他作为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
——瑞典学院

局外人
鼠疫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词
阿尔贝·加缪
我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接受你们的自由的科学院给予我的荣誉，尤其是我知道这一奖赏大大地超出了我个人的功绩。所有的人，特别是艺术家，都希望被承认。我也是如此。然而，在获悉你们的决定的时候，我不能不将其影响和实际的我作一番比较。一个差不多还算得上年轻的人，拥有的只是怀疑和尚待完成的事业，习惯于生活在工作的孤独或友情的荫庇之中，在获悉一种突然间使他于一片刺眼的光明之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评判之际，怎能不处于某种惊慌失措的境地？在欧洲，一些最伟大的作家被迫沉默，他的故土正经受着一种无休止的苦难，此时此刻，他能以什么样的心情接受这种荣誉？
这种不安和这种内心的慌乱，我是有的。为了重新得到安宁，说到底我得和一种过于慷慨的命运来一次清算。既然我只能依靠我个人的功绩来和它相称，那么，我找到的能够帮助我的东西，只是在我一生中各种最矛盾的环境中支持着我的那种东西，即我对我的艺术和作家的作用所持有的看法。我只要求允许我怀着感激和友好的感情尽可能简单地向你们说一说这看法是什么。
就我个人来说，我没有我的艺术就不能生活；但是，我从未将这种艺术置于一切之上。相反，如果说它对我是不可或缺的，那是因为它并不与任何人相脱离，它允许我以我本来的面目和大家一样地生活。在我看来，艺术并不是一种独自的享乐。它是通过给予最大多数人以关于共同的苦乐的特殊形象来使之受到感动的一种方式。因此，它迫使艺术家不离群索居，它使他听命于最谦卑、最普遍的真理。一个人常常因为感到自己与众不同才选择了艺术家的命运，但他很快就明白，他只有承认他与众人相像，才能给予他的艺术、他的不同之处以营养。正是在他与别人之间的不断的往返之中，在通往他不可或缺的美和他不能脱离的集体的途中，艺术家成熟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艺术家什么都不蔑视，他们迫使自己去理解，而不是去评判。如果他们在这世界上有什么事业要支持的话，那只能是一种社会的事业，根据尼采的豪言壮语，统治这个社会的不再是法官，而是创造者，不管他是体力劳动者还是知识分子。
这样，作家的作用就与某些困难的责任难解难分了。从定义来说，他今天不能为创造历史的那些人服务，因为他为之服务的是那些承受历史的人；不然的话，他就要孤立，失去了他的艺术了。暴政的数百万军队也不能把他从孤独中拉出来，尤其是当他同意跟着他们亦步亦趋的时候。然而，世界的另一端的一个无名的、饱受屈辱的囚徒的沉默却足以使作家从流亡中走出来，只要他在自由的特权中能够不忘记这种沉默，能够通过艺术的方式使之引起我们谁都没有伟大到足以完成这样的使命的程度；但是，作家在其一生的各种情势中，默默无闻或名噪一时，身处暴政的镣铐之中或暂时获得了言论的自由，却可以找到一种为他辩白的活生生的团体的感情，唯一的条件是他尽可能地接受造成他的职业的伟大的两种责任：为真理服务和为自由服务。既然他的使命是团结尽可能多的人，那么这种使命就不能将就谎言和奴役，而谎言和奴役在其占统治地位的任何地方都使孤独迅速地扩散。无论我们个人的缺陷如何，我们的职业的高尚将永远扎根在两种难于履行的承诺之中：拒绝对众所周知的事情撒谎和抵抗压迫。
在一种荒唐的历史的二十多年中，我像所有的同龄人一样，孤零零地迷失在时代的动乱之中，支持我的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即写作在今天是一种光荣，因为这一行动承担着义务，不仅仅是写作而已。它特别迫使我按照我的本来面目并根据我的力量来和经历着同一历史的人们承受我们共有的痛苦和希望。这些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在希特勒政权建立和最初的革命审判发生时是二十岁，随即面临西班牙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的天下以及酷刑和监狱的欧洲，并以此完成了他们的教育；今天，他们得在一个受到核毁灭的世界中教育他们的儿子和从事他们的事业。我想，谁也不能要求他们乐观。我甚至认为我们应当理解（有时也不断地与之进行斗争）那些人的错误，他们因日益加重的绝望而要求自轻自贱的权利，一窝蜂地奔向时代的虚无主义。然而，在我的祖国，在欧洲，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拒绝了这种虚无主义，并着手寻求一种正当性。他们得造就一种在灾难性时代过生活的艺术，以便获得再生，然后公开地对正在我们的历史中起作用的死亡本能进行斗争。
每一代人都以改造世界为己任，不过我这一代人知道它改造不了世界，但它的任务也许更伟大。这任务是阻止世界分崩离析。这一代人继承了一段腐败的历史，其中堕落的革命、疯狂的技术、死去的神祇和筋疲力尽的意识形态都搅作一团，平庸的政权今天可以毁灭一切，却不再知道如何服人，智力卑躬屈节到为仇恨和压迫当婢妾的程度，因此，这一代人不得不在其自身及周围从自我否定开始来恢复些许造就生与死之尊严的东西。面对着一个有着解体危险的、我们的伟大的审判者可能永久地建立起死亡之国的世界，这一代人知道它应该在一场疯狂的计时奔跑中恢复民族之间的并非奴役的、和平的和平，重新使劳动和文化协调一致以及与所有的人一起重造圣约柜。不能肯定它一定能完成这一巨大的任务，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在世界各地都接受有关真理和自由的双重打赌，并且到时候知道为此而不怀仇恨地死去。它在所到之处都有资格受到欢呼和鼓励，尤其是在它牺牲自己的地方。无论如何，我愿意把你们刚刚给予我的荣誉转赠于它，我确信你们内心深处是同意的。
在说完写作这一职业的高尚之后，我同时就要把作家放回到他的真正的位置上去，他只有与战友共享的名义，他脆弱但也固执，他不公正却又醉心于正义，他在众目睽睽下既无羞愧又无骄傲地构筑他的作品，永远处在痛苦和美的分割之中，并且一心一意要从他的双重存在中提取他固执地试图在历史的破坏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作品。如此说来，谁能够指望从他那里得到现成的解决办法和好听的道德教训？真理是神秘的、不可捉摸的，总是需要争取的。自由是危险的，既难以承受又激动人心。我们应当艰难然而坚决地朝着这两大目标前进，事先就确信我们会昏倒在一条如此漫长的道路上。此后还有哪一位作家敢于充当美德的宣扬者而心安理得？至于我，我得再次申明我与这些东西毫无干系。我从来也不能放弃光明、生之幸福和我于其中成长的自由的生活。然而，尽管这种怀念解释了许多我的错误和过失，它无疑帮助了我理解我的职业，它还在帮助我站在那些沉默的人的身旁，他们在这世界上只是由于回忆或者重获短暂而自由的幸福才忍受了强加给他们的生活。
我这样地回到实际的我，回到我的局限，回到我的债务，回到我的困难的信仰，我才感到更自由地向你们展示你们刚刚给予我的荣誉的广度和慷慨，也更自由地向你们说我愿意把它作为向所有那些人表示的敬意来接受，他们分担了同样的战斗，却并没有得到任何特权，反而遭受了不幸和折磨。最后，我从内心深处感谢你们，并且公开地作出那个古老的忠诚的许诺，以此表示我个人的感激之情，而这个许诺，是每个真正的艺术家每天都在无言中向自己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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