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陈虻，我们听你讲（收藏版）

海报：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 陈虻，我们听你讲》是一本从纪录片出发的哲学书，他纪录着小人物们构成的历史，又是一本用影像去抵达的启示录，他思考的是如何用影像认识世界从民生出发，以影像抵达在最官方的平台，讲述老百姓的故事。
陈虻，一个被崔永元、白岩松、柴静等一众思想锐力的名嘴称为精神领袖的人。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 陈虻，我们听你讲》汇集了陈虻生前在央视评论部的审片经典言论、讲座精华、报道文章以及影像，展示了纪录片从观念到方法、从栏目化管理到新节目研发的思想精华。本书由十八篇文章构成，从十八个角度解构他的思想，展示出一个思想深刻而诗意表达的纪录片人之有趣。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于2013年1月推出第一版，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已经连续印刷十次。在新的一次加印之际，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给了我修订的机会与时间，使我能够对本书的内容进行勘误、校正以及补充与完善，力求精益求精，以更高的品质，回馈读者的厚爱。
本次再版，主要进行了四处较大的修订：
一、18篇博文的次序、部分博文的结构，根据时间维度和逻辑关系做了适当的调整。将原来一些疏漏的内容以及新收集到的材料和对一些素材新的认识，一一补充、修正到书中，因而各个章节内部也基本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
二、2013年为纪念央视《东方时空》开播20周年，拍摄了8集电视专题片《点燃理想的日子——我与“东方时空”二十年》，三联书店同时推出了同名书籍。在这部专题片的拍摄过程中，摄制组曾先后采访了在《生活空间》工作过的15位编导、摄像。本书在修订过程中，参考了这15位被访者讲述的原始记录，从中摘取了一些内容，对有关章节做了充实。
三、附录部分置换了全新的内容：1.上海《东方早报》2013年3月13日在“文化?专题”版推出《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的书评专题报道，该报记者对王韧、吕新雨、李伦的三篇访谈。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1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办的大型读书会2个半小时的现场全文实录。
四、重新设计了本书的版式、装帧，其中陈虻的艺术照，出自著名摄影家黑明先生之手，他曾供职于《中国青年》杂志，照片于2002年拍摄。23幅工作照以及生活照由原《生活空间》栏目组刘鸿彦和陈虻的家人提供。

徐泓，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年前，作为高级记者，曾任中国新闻社新闻部副主任、北京分社社长，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从事以对外报道为主的新闻工作20多年来，发表各种体裁的新闻作品约200万字，多次获得全国性新闻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98年后，先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应用新闻学、新闻实务、对外报道等。科研方向始终与新闻传播实践紧密联系。担任多家媒体新闻奖评委和业务顾问，承担多项社会工作，如担任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国家食品安全科学委员会委员、财新传媒集团公信力委员会委员等。
出版人物采访专著《大人物小人物》、与刘明华、张征合著《新闻写作教程》。主编的专著有《超越：北京交通广播解析》、《影响未来：中国传媒30人》、《江山代有才人出》、《我所珍惜的——北大传媒30人》。

今天所做的一切相加就等于未来
生命需要保持一种激情。一个人内心不可屈服的气质是会感动人的，并能够改变生活。
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一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你不改变这个过程就改变不了结果。
努力不是成功的根本，重要的是观念。而改变观念完全是由思维方式决定的。
你们遇到的问题，我都遇到过，思考过，总结了应该怎么做，还分析了这样做的道理。
"现在"就是小时候想过无数次要为之奋斗的未来。
《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做人和做饭，我以为做人更紧要，这个节目能不能服务于提高人文教养水平呢？
在前挤后压的情况下，我们寻找到了一个新的表现领域，新的题材领域。
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
安身立命的是一种态度："目击者"的态度，人文关怀的态度，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选择了一种工作，实际上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要完成一件成功的作品，需要两种极具反差的品格--灵异奔放和老老实实。
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是需要一级保护的产品
国际纪录片有各种流派，你说我们这种拍法算哪一派的？
电视纪录片要利用观众的感性到场，达到观众的理性到场。
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关注现实的此刻当下，这是中国纪录片的生命和基础。
纪录片最终的结果是和社会发生关联。中国纪录片面临的挑战，还包括创作者对社会关注能力的挑战。
纪录片有剥削性，就是把本来属于个人的问题公众化了。
影像纪录比文字叙述更有文献价值。
大道无术万法归心
作为第一代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制片人，真的是很自豪的事情。
塑其行易，塑其心难，所以"万法归心"；心正则权正，出于我心，归于公心。
尊重，始终贯穿在我与人的相处关系中，也是我管理中一脉相承的东西。
我更在意你接受新信息的能力和方法。
永远把你的思想、经验和精力贡献给新来的以及水平最差的同志。
最重要的是修炼自己，首先改变自己、提升自己，而不是学什么与人斗的方法。
我不是在改片子，是在改人
既然文如其人，为何不从做人开始？
不能说不好，只能说怎么更好；不是告诉你怎么改，而是激发你自己修改的欲望。
审片的四层次：主题、结构、细节、节奏。
别用排斥的方式来接受我的信息。
自我教育所取得的效果胜于他人枯燥乏味的说教。
兄弟你看，我眼里有泪。
找到属于电视本体的表现手法
我们自身掌握影像方式传达信息和思想的能力，也是限制我们发展的重要原因。
纪实影像有三个功能，或者说三种境界--叙事、抒情、思想。
视觉词汇更多的是一种创造，不是继承。是用新的词汇、构图、运动来体现你的表达。
在全局战略上是编导说了算，在局部战场上就是摄像说了算。
影像风格是由景别和长度决定的。
视觉解读能力是要训练的，你必须经历精读和泛读两个过程。
真实永远取决于认知的主体
真实是无干扰的记录，是原汁原味的生活。
摆拍一个镜头，就失去被拍摄者正常生活的真实状态。
没有绝对的真实，任何一种真实永远取决于认知主体。
从空间来说，真实就是角度；从时间来说，它是一个无限接近的点。
未来电视"有纪实者生，无纪实者死"
不要在生活中寻找你要的东西，而要努力感受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生活中的任何一种发生，都永远是我们拍摄的机会，而不是我们拍摄的障碍。
事实判断而非态度判断应该是我们认识的底线。
从注重结论的表达转向为对过程的表达。
结构的力量可以改变叙事的深度和走向
深刻不是耍大胆，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利用结构的力量深化主题。
结构就是如何选择配角。
结论是简单的，关系是复杂的。
利用结构的力量加大背景。
细节的细节就不再是细节本身。
必须建立自己对事物认知的坐标系
长期用统一的坐标进行判断，呈现的结果就是这个栏目的理念。
选择了选题，不等于选择了主题。
在这个大圆里选择一个小圆，是你必须做的一份工作。
纪实影像不是一种技术，它首先是一种思想。
三段式创作方法
在开拍之前决定关注方面，在拍摄中发现价值，在剪接时表达主题，在观众收看时产生结论。
一定要问自己为什么要拍这部片子，并对你的答案反复审视。
没有不能拍的选题，只是你怎么拍，怎么把握。
在剪接的过程中表达主题，媒体立场是通过对素材的取舍来完成的。
利用你的信息调动观众的参与。
纪实影像的四次选择
纪实影像最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你对事物的选择和判断。
角度的变化，不仅改变了信息，还改变了信息的价值。
你什么时候介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机的选择。
以观众的未知作为剪辑的起点，并带着问号前进。
说了和说清楚了，是两回事儿：信息的密度、落点、位置。
说清楚了和说精彩了，又是两回事儿：叙述的技巧。
栏目化运作：前面有目标，背后有理念
独，就是别人没有的你有；特，就是把自己独一无二的特点用足，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个栏目定位以后要把自己的选题标准清晰化，没有对错，只有合适与否。
进入《新闻调查》的选题，一定要有一个只有通过调查才可以认知的未知空间。
外在形式越简单的东西，智慧含量越高。策划就是打好智慧牌。
中国的电视栏目更新换代的速度太快，创办新栏目是容易的，守住是艰难的。
最大的困难就是超越自己。
观点类谈话节目符合电视本体特质
我们最缺的是言论性表达，电视的下一个高峰将是观点类谈话节目。
不同的空间关系构成了不同的人际关系，决定了谈话的方式、内容、深度。
先放在低层次的选题上，逐渐地锻炼队伍。一旦这个空间开放，它就首先闯进去。
创新如果从内容、形态、角度三个层面同时进入，这个栏目必火无疑。
《社会记录》的三个门槛
我认为还有一个空间，那就是做社会新闻的深度报道。
建立一种新的思维，追求一个另类的表达。
从现在开始就应该不断地塑造人物个性，创造这种评论的人物化空间。
包装阿丘这个非主流标志性符号。
社会新闻的叙事结构一定要个性化：改变报道态，学做调查态。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未来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竞争一定是在思维个性上的竞争。
我批评了你并不可怕，我对你失望才可怕。
什么对一个主持人最重要？平台！拉里?金也得扎在演播室里，一天天过。
有话好好说。说人话，说老百姓能听懂的话。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做节目，要学会放空自己，去感受。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
你要往上顶，才能顶出一片新天地
做电视必须创新，而创新就是永远做那没人做过的事情。
一个创意的产生，决不仅是个人的灵感，而是各种社会因素的集合。
每个媒体人，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标准，也就是我们要发出一个怎样的声音。
做节目，就像十指捧水，如果每个指缝间都往下漏，捧起来就会两手空空。
我们知道了如何做人，也就知道了如何做事。
你不知道这事该怎么办有挑战性，这是最好的状态。
新闻改革永远是撞击反射
新闻频道要改变：组织生产的方式、频道和受众的关系。
凡是那些人们不知道、或者不曾被合适地表现、不曾被真正理解的事物都是新闻。
向上的题材向下做，向下的题材向上做。
我们有意地低估了受众，为自己的低级趣味制造借口。
白岩松说我是头发最长的制片人。这也是中央电视台领导的宽容。
陈虻：假如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可能还会选择央视
附录
对话王韧：那批人都是有纪录片理想和职业操守的
对话吕新雨：我们不缺记录的手段，但缺乏记录的理念
对话李伦：陈虻的理念能帮人做一次精神上的整容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读书会实录
编后语

对话李伦：
陈虻的理念能帮人做一次精神上的整容
李伦：1993年在《东方时空 生活空间》任编导，曾为《百姓故事》主编，2003年创办《社会记录》，任制片人；2008年创办《24小时》，任制片人；2009年创办《看见》，任制片人。现任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综合部副主任。
东方早报：陈虻的理论对于一个想要拍纪录片的年轻人是否浅显易懂？
李伦：没错。陈虻的理论操作性极强。他不是那种提出一个哥德巴赫猜想，或者推导出一个公式的理论学者，他是纪录片实践的高手，或者说指导实践的高手。我觉得他对纪录片本质的认识非常得到位。为什么他很懂？因为他有一个朴素的、观察人的兴趣，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制片人。我认为，他真正的作品其实是编导，他能够将理念很生动地传达给编导，然后塑造出一个个很生动的人的影像。
东方早报：像《生活空间》那样关注人的纪录片以后很难在电视上出现了，你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李伦：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确实是整个中国文化集体出现创造力的年代，那个时候，电影、文学、诗歌、音乐各个方面都是很忙的，这个大环境是个重要的因素。观察式纪录片也不会拘泥于某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人去拍这样的纪录片，有的时候会发展得好一点，有的时候会发展得差一点。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纪录片在中国发展得确实非常好，不光有民间的作品，还有大量的媒体的介入，而且有一定生产量。而现在，媒体更多的是关于历史类，风光类，各种各样的说明性、知识性的片子，观察式纪录片的缺失是我们时代的遗憾。
东方早报：时间曾说，主流媒体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你怎么看？
李伦：纪录片种类繁多，有文献式、说明式等等，我想时间老师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就是像《生活空间》这种观察式纪录片，这种纪录片不能说没有，只能说很少。因为这种纪录片的制作难度非常大，它需要的成本投入，甚至是“人的成本投入”要远远超过一般的纪录片。我所说的“人的成本的投入”就是个人创造力的投入。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机制去培养这种观察式纪录片编导，因为它需要作者有很强的个人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必须有自我认识的能力，自我思考的能力，但在体制里培养这样的编导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导致这样的纪录片就非常少。另外一方面，观察式纪录片和现实结合得非常紧密，作品必须和这个时代紧密联系，你难免会触碰敏感的部分。当然了，你也可以抛弃一切，只做人性，但是再复杂的人性，它也是在现实的背景下来叙述这样的故事。
东方早报：《看见》的编导更多的是做记者的工作还是纪录片作者的工作？
李伦：在机构里，人可能要有一些职业的认识，有可能他会被认为是一个为机构服务的记者。但即使是记者，也要有很强的自我认识能力和发现能力，这样才是一个好记者，所以，他是记者还是编导，我觉得都可以。
东方早报：《看见》延续了早期《纪事》的风格，有很强的纪录片意识，但我发现它也在渐渐改变，比如从专注现实题材的普通人，现在也走向了明星大腕公众人物，在创作上是否遇到了题材困难？
李伦：对，我们的主创基本上是从《生活空间》过来的，我们希望能够延续那样的纪实风格。我们的确遇到了题材困难，你也看得出来我们现在的这种摇摆不定，但很多时候，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还在坚守，想要去做。我们这些人是从《东方时空》那样的一个时代走过来的，我们也只会做这个，我们觉得只有做下去才有希望。而且这里其实有一个对《生活空间》的误读，《生活空间》并不仅仅只关注小人物，也不仅仅只关注普通人，其实是不分身份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会把人分成各种各样的类型，我们关心学者、明星、冠军，其实我们关注的是人吗？不是。我们关注的是知识、是名望、是他们身上附着的东西。而《生活空间》关注的东西，是去掉他身上附着的东西，留下的是什么？是人性，这才是纪录片的本质。难道说，我们拍小人物就有对人的关注，拍大人物就没有对人的关注？
东方早报：你刚才提到了体制内没有观察式纪录片作者培养机制，所以现在有很多电视台的导演都走出来拍纪录片，会不会以后变成了这样一个区分：体制内导演只会拍专题片，主流媒体之外的导演才会拍现实题材？
李伦：（笑）我真没法说，但这样走下去是有些困难。我觉得如果我们国家的主流媒体想要和国际一流媒体接轨，变得强大，应该多做现实题材的片子。你会看到像英国BBC这样的大媒体，它也会做现实题材的纪录片，而且做得非常好。因为越强大才会越宽容，才能完成多样性。而且我真的认为，对当代历史记录的缺失是媒体的失职。纪录片经常被说成是一个国家的相册，那么我希望这个相册里不仅有风光片，我们先人的照片，也有我们自己的照片，这个家庭相册里边主体部分应该是当下的我们。
东方早报：现在拍摄这种观察式纪录片的导演基本上都是自筹经费在做，虽然口碑很好，但是没市场，不赚钱，也就无法延续创作，你怎么看？
李伦：现在而言，确实很难，因为市场还不成熟，但其实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用市场去衡量的。我想起当时的一个故事，当年我们请纪录片大师怀斯曼来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想，这可是一位国际级大师，于是我们就在昆仑饭店给他开了一间行政套房，结果，怀斯曼一开门就惊了，他说，“上帝啊，中国纪录片工作者生活过得这么好，能有这么好的条件，我在全世界都没有受过这么高的礼遇！”其实我认为不光是纪录片，也有很多行业是这样，就是有一群喜欢的人，他们愿意干这个事儿，就一直干下去了，我想纪录片的价值也就在此。
东方早报：如果让你来推荐关于陈虻的这本书，你觉得对纪录片从业者会有哪些帮助？
李伦：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纪录片从业者，应该是所有看到这本书的人，陈虻的理念能够帮助人做一次精神上的整容。因为陈虻的底色和我们传统的纪录片意识是截然相反的。他让纪录片理性的东西和每个人个体的情感体验以及情感诉求能够连接在一起。比如说我们都会给家里拍家庭录像，拍出来的都特别有意思，但是如果你让他去拍一个纪录片作品，他拍出来可能就是一堆垃圾，因为他没有把自己放进去。其实拍纪录片非常容易，只要能够找到你自己。但是我们这几代人常常忘记自己这回事，所以我们必须经历这样精神上的整容才能找到我们自己。我们的意识都是被训练出来的，我们所有的个体兴趣都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我们追求的全都是标准答案。陈虻就截然相反，他从自我出发，是非常自信的人，他重要的就是衔接了遥远的纪录片理论，而且最重要的是开启了那些创作者自己。
——摘自上海《东方早报》2013年3月13日“文化 专题”版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书评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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