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娘子为何转变
1982年夏天，唐宁街10号接待了一位意想不到的访问者，这个人就是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辞职后，风波仍未平息，美国国内依旧把他当成“奇耻大辱”。但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本人非常欣赏尼克松的外交政策。于是在两人长达一小时的单独谈话中，玛格丽特专门挑选了尼克松非常擅长的一个话题向他请教——苏联在冷战中对西方世界的敌意越来越强烈，英国应当如何与苏联相处。尼克松向她建议：
苏联跟我们美国对话之前一定会先听听你们的想法。因为他们认为你们实力雄厚，是态度强硬的右翼派，对你们心有敬畏。他们清楚，你们对白宫——实话说我们和苏联打冷战没什么经验——有很大的影响力。就凭这一点，你们完全可以为现在停滞不前的东西方关系带来些新的现实变化。1
对于讨好英国首相，尼克松非常有一套。他在处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方面也非常有见地，所以玛格丽特·撒切尔仔细聆听了他的建议。尼克松讲了很多精辟的俏皮话，比如，“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找到克里姆林宫里有前途的年轻人”，“干扰卫星”，“先包容再斗争，接着做好准备为两国关系和谈”。2
尼克松的建议引起了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注意。他的建议充分说明，鼎鼎大名的“铁娘子”在外交政策方面绝对是个善于倾听他人意见的细心娘子。也许玛格丽特在对待英国外交部向她提的前瞻性意见时，表面上很不在乎，但是凡有人写信给她或当面跟她讨论苏联问题，她都会非常重视。除尼克松外，在苏联问题上给玛格丽特提过宝贵建议的人，还包括布赖恩·克罗泽、罗伯特·康奎斯特、休·托马斯、罗伯特·莫斯，以及英联邦国家希伯来集会联盟的首席拉比以马内利·雅克布维茨。他们的建议大大开拓了首相的思路。玛格丽特·撒切尔之所以会认真倾听别人有关苏联的意见是因为她的思想早已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她凭直觉感觉，苏联即将发生剧变，所以在见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很久以前，她就一直在寻找可以领导苏联进行这次剧变的合适人选。
1983年9月，玛格丽特在契克斯别墅组织了一场有关苏联的研讨会，她寻找合适人选的心思更是表露无遗。对呈送给她的拟参会的候选人名单，玛格丽特显得鄙夷不屑，她写道：
这不是我想要的名单。我不想把所有政务次官都叫来参会，也不想把外交部处理苏联问题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找来。外交部应该很早以前就为此次研讨会做好准备了。我想请的，是那些真正研究过苏联、研究过苏联人思想，还有曾经在苏联生活过的人。这份名单上超过一半的人对苏联的了解还不如我多。3
在首相的敦促下，契克斯别墅研讨会邀请了一些苏联方面的杰出专家，也收到很多不错的论文。然而，会上只有坎农·迈克尔·布尔多一人敢大胆地断言说，“总有一天我们会目睹苏联从内部分崩离析”。4研讨会最后的总结陈词提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这句话下面画了着重线——尽管苏联的领导层面临很多问题，但问题并没有严重到要苏联进行重大变革的程度，也不会对苏联产生多少巨大影响。5
尽管研讨会讨论对苏外交政策时非常乐观，玛格丽特·撒切尔还是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苏联虽然外表看来气势强大、坚不可摧，但其内部一定有人希望做些变革。她这里所指的是苏联部分作家以及和政府持不同政见的人。但是苏联政府内部有这种类似的改革倡导者吗？参加契克斯别墅研讨会的一位英国非政府人士阿奇·布朗教授在会上作报告时提道，苏联共产党政治局里有一位年纪最轻、资历最浅的人，他会是“苏联广大人民以及苏联以外其他国家最有希望的选择”。这个人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爵士说，英国如此早就能选中戈尔巴乔夫，意味着“我们9月份在契克斯别墅举行的研讨会的实际意义远比我们知道的还要重要”。豪认为，玛格丽特·撒切尔随后与戈尔巴乔夫建立起来的关系是“她在外交方面最伟大的成就”。6
而在那时，相中戈尔巴乔夫只不过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未来外交政策上一件希望渺茫的小事而已。事实上，玛格丽特的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个人化。她一直努力让外交政策的制定权牢牢地掌握在唐宁街10号的手中。1983年年末，玛格丽特任命查尔斯·鲍威尔为自己的新私人秘书。鲍威尔在玛格丽特任首相接下来的7年时间里一直都是她的亲密助手和知己。
查尔斯·鲍威尔长得像个标准的外交部工作人员。不过他之所以能吸引到玛格丽特·撒切尔，是因为他性格冷峻有独创性思想。更为重要的是，鲍威尔的观点总是与玛格丽特的政见不谋而合。
两人第一次建立友好关系是在德国波恩，那是1975年。当时玛格丽特作为英国反对党领袖，第一次出访德国。而鲍威尔则是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负责为玛格丽特安排行程。他俩在波恩都熬到深夜，想第一时间听到西伍利奇递补选举的结果。夜里选举结果传来，保守党意外获得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党领袖玛格丽特的精神。当天夜里大家一起等待选举结果的大部分时间里，鲍威尔性格活泼的夫人卡拉·鲍威尔一直在旁边说话逗趣。玛格丽特·撒切尔后来一直对她喜爱有加。玛格丽特也非常喜欢年仅33岁的查尔斯·鲍威尔。鲍威尔外形俊朗，毕业于牛津大学，他观点新颖，认为英国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些都给玛格丽特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实，玛格丽特和鲍威尔是互相敬慕。“自打那次以后我就认定玛格丽特·撒切尔非常不错。”他回忆说，“外交部的人普遍认为她是个令人讨厌、思想狭隘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但我觉得英国恰恰需要她这种简单直接的改革方式。”
鲍威尔接下来还做过罗得西亚事务特殊顾问、英国驻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代表处顾问，他这段时间的表现一直都得到首相的注意。在做英国驻欧盟总部代表时，鲍威尔终于找到机会向玛格丽特详细说明他所坚持的欧洲怀疑主义论。鲍威尔所持的欧洲怀疑主义论观点也许阻碍了他在外交部的仕途，但这个观点在他竞聘唐宁街10号首相外务私人秘书一职时确实帮了很大的忙。
玛格丽特虽然觉得鲍威尔“言论过于激烈”，7但也找不出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上任后，鲍威尔发展得越来越好。他与首相的友好关系逐渐发展成为神秘到难以解释的密切关系。两人交好主要是因为彼此政见相同，同时鲍威尔的夫人卡拉又能给他们带来欢笑和生活乐趣。在唐宁街10号举行的宴会上，首相一直向来宾这样介绍卡拉，“你们知道的，她是意大利人。”8而在首相和鲍威尔密切关系中起最重要作用的是，查尔斯·鲍威尔擅长理解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内心想法。一旦明白首相的想法，他就会把首相的心意迅速告知白厅和全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他总能借助自己的语言力量传达出玛格丽特的个人意愿。鲍威尔在这方面表现相当出色，所以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一位中国问题的资深专家珀西·克拉多克爵士曾评价说：“想要分辨清楚鲍威尔讲的话里哪些是撒切尔夫人的原话，哪些是他自己加进去的，简直比登天还难。”9
克拉多克这话才说了不到一年，鲍威尔便升职成了唐宁街10号首相私人秘书智囊团中的一员。玛格丽特·撒切尔担任首相后，羽翼渐丰，而她真正的外交大臣实际就是她自己。在外交政策方面，她逐渐开始独立行事，尤其是在经常被人忽视的东西方关系方面。
1984年2月，玛格丽特·撒切尔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出访“铁幕后面的国家”。如果玛格丽特出访匈牙利是为了“干扰卫星”的话，那么她的目的确实达到了。随后玛格丽特还数次出访了苏联控制下的其他几个东欧国家的首都。在布达佩斯，玛格丽特受到了在中央大市场购物的民众的欢迎，用她的话来说是“一次热烈甚至是热情洋溢的欢迎”。10中央大市场的这次经历，加上玛格丽特和匈牙利一些市民的交谈，都使她更加坚信，通过进一步深入了解“铁幕”后面主要国家的社会状况，必然能消融冷战的坚冰。
玛格丽特·撒切尔如此愿意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也是因为她得到了奥列格·戈迪夫斯基提供的有关苏联的顶级机密信息。奥列格·戈迪夫斯基是个双重间谍，他既是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的情报人员，同时也是苏联克格勃的高级官员。几个星期前即1983年11月，戈迪夫斯基向玛格丽特汇报说，苏联的飞机已进入待战状态，全面准备好向西方国家发动核战争。苏联的夸张备战实际是为应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每年例行的代号为“1983优秀射手”的军事演习。只是苏联误解了北约，才会反应过激。苏联最高指挥官错误地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举行这次军事演习是为了随后向苏联发动真正的战争。玛格丽特·撒切尔收到这些绝密情报后总结认为，西方国家需要与苏联展开更为有效地交流沟通。11
匈牙利之行结束10天后，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84年2月14日坐飞机前往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葬礼。飞机上，玛格丽特一直在看外交部的简报，突然她评价说：“难道苏联就没有年轻点儿的领导人吗？这些领导都是65岁以后才上任的。”12
在安德罗波夫漫长而寒冷的葬礼上，玛格丽特·撒切尔偶遇苏联一位年轻的领袖，这个年轻人注定要改变他的国家和全世界。此人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尊敬玛格丽特，不是因为她的英国首相身份，而是因为他注意到玛格丽特在葬礼上恭谦有礼。
按照克里姆林宫的安排，来访的外国政要在葬礼现场均没有任何座位。因此送葬的队列和护卫军队经过红场时，这些人必须在红场的贵宾专区站上一个多小时。参加葬礼的大多数外国领导人都通过不停地跺脚和闲谈来取暖。玛格丽特·撒切尔虽然也很冷，但是她特意穿了毛皮靴，没有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挤在一起，而是独自安静地站在一边。玛格丽特的恭谦有礼以及在灵柩前深深地鞠躬，都赢得了戈尔巴乔夫的赞赏。
戈尔巴乔夫是已故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的门生，他在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已崭露头角，只是西方国家对其尚缺乏了解。葬礼结束时，戈尔巴乔夫主动找到玛格丽特并殷勤地亲自将她带到温暖的房间。“我记得你那时对我的关照。那天天很冷，我穿着薄薄的丝袜和套裙。”13两人第二次见面时玛格丽特回忆说。
第一次谋面过后几小时，玛格丽特·撒切尔才明白过来，这个陪她走到房间的人就是契克斯别墅研讨会上所提到的那个未来极有可能成为苏联国家领导人的人。于是玛格丽特趁热打铁力邀戈尔巴乔夫访问英国。因为外交礼节方面的一些问题，戈尔巴乔夫出访英国必须通过一个鲜为人知的名为“英苏议会小组”的机构才能实现。该小组的领导人是英国保守党后座议员安东尼·克肖爵士。14安东尼爵士在接到命令，要求他向戈尔巴乔夫发出邀请时，不禁问道：“这个戈尔巴乔夫到底是谁？”邀请发出后，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虽然极力阻挠，但戈尔巴乔夫很快做出了回应。“我跟葛罗米柯谈得并不愉快。”戈尔巴乔夫回忆说，“他根本不愿意派人帮忙筹备我出访英国的事，也不愿意派人陪我出行。他觉得这些事用不着外交部来做。”15
而在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特意强调了戈尔巴乔夫出访英国的意义，她的言行令外交部的顾问吃惊不已。按惯例，除国家首脑外，外国其他政界人物出访英国只能在唐宁街10号做短暂停留访问。但玛格丽特居然邀请这位富有魅力的苏联客人去契克斯别墅参加午宴，午宴时间长达整整5个小时，参加人员包括各位内阁大臣、官员，还有苏联问题专家。
“她当时做的事情我都一清二楚。”戈尔巴乔夫回忆道，“我们在英国的谍报人员消息很灵通。我们知道，英国政府极力想弄明白，契尔年科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苏联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因为玛格丽特·撒切尔知道，契尔年科活不了多久。当年她参加安德罗波夫的葬礼时随身带了个医生。这个医生诊断认为，契尔年科呼吸急促，应该是得了慢性肺气肿。医生为玛格丽特预测了契尔年科的寿命，后来证明他的预测完全正确。”16
虽然戈尔巴乔夫一直把他顺利的英国之行归因于英国的情报工作做得好，但不可否认这同样也得益于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治远见和直觉力。她已经感觉到，在安德罗波夫葬礼上碰到的这位恩主有可能就是苏联的新型领导人——思想开明、敢于革新。正因如此，玛格丽特才会邀请戈尔巴乔夫出访英国、到契克斯别墅参加午宴。而戈尔巴乔夫的表现也远远超出了玛格丽特的预想。戈尔巴乔夫的这次英国之行帮助两人建立了友好关系，从而在未来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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