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多年，中国这个世界人口大国，已经实现了从落后经济体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华丽转身。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的工作足迹遍布上海、北京、香港和其他一些中国城市。我也有幸通过工作的机缘，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蜕变和转型。
当然，国家的改变并非水到渠成，真正的改变事在人为。
本书就将讲述这样一些人的故事，他们是推动中国转变的主要力量。不过，政治领袖虽然重要，他们为商业发展创造了环境，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直接创造经济增长，所以这本书不是讲政治家们的故事。这本书也不会谈论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与广为流传的常识相反，在中国经济当中，国有企业的重要性已经出现了急剧的下降。因此，本书所关注的人群正是中国的企业家们。通过提供消费者乐意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这些人创造了自己的事业，并使其获得蓬勃发展，与此同时，他们的企业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
这些中国企业家所经营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私营经济的一部分。本书将通篇聚焦于这些中国企业家。但是，中国经济到底有多少掌握在私人手中？甚至，什么是私营企业？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实属不易。所以这本书到底在谈论哪些中国企业家，我有必要做个简单的说明，当然这也谈不上是分类。从官方记录来看，1988年政府将私营经济写入宪法之后，中国的私营企业才开始正式存在。这项法律对私营企业的定义是：由一个或多个个人所有，而且雇员在8人以上的营利组织。这个定义将所有雇员在8人或8人以下的企业排除在外。这类情况有时候被称为个体工商户，或者个人出资经营，中国有数千万家这样的经营者。还有不少企业实际上也是私人企业，它们大多是些有政府背景的企业。这些企业所有权实际上也是归个人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通常是为了维持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这些企业通常都注册为集体或国有企业。“外租的集体企业”也是一种类似的企业形式，这种集体企业通常是以其原所有者（以地方政府为代表）将企业交予个人经营的形式存在的。
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企业所有制问题的复杂性。白色家电的生产者海尔公司，是过去30年中国最具有创业家精神的公司之一，然而按照技术上的分类，海尔公司应被归为青岛市的集体企业。也就是说，理论上，海尔应属于全体雇员所有，并且向青岛市政府负责。个别时候，尤其是在海尔成长的早期，地方政府也会依赖于海尔来完成行政任务。有一次，海尔被迫接管一家亏损的制药厂，从而维持其运营和保障职工就业。而在2004年，中央政府尝试将其揽入麾下：国资委作为政府的代理机构，控制了超过100个中国最大的国有企业和银行，正是这一机构宣布海尔成为国有企业，并声明海尔被纳入到国资委的管辖范围内。但是这对海尔的运营来说影响不大，这也许是因为张瑞敏才是决定海尔命运的最重要力量。张瑞敏是海尔的首席执行官，自从1984年上任以来，他就像经营着“他自己的”企业那样经营着海尔。
华为是总部位于深圳的一家电信设备生产商，这家企业是所有权复杂性的另一个例子。公司发言人反复声明，华为是一家属于雇员所有的私营企业。然而正如海尔的例子一样，这种表述也难以说明问题：从整体情况来看，华为就是其创始人任正非所有的企业，尽管从官方数据来看，他仅持有华为1.8%的股份。
还有更复杂的情况，一些企业家主导的公司是私有的，但并不是中国私有企业家控股。例如阿里巴巴，多年来外国企业持有其主要股份，软银和雅虎分别持有34%、22%的股份，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较小的外国机构股东。而且，这些业务也不是中国企业本身所有的，而是属于注册在开曼群岛的一家企业。通过一系列的附属机构和可变利益实体a（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这家开曼群岛的企业向中国的阿里巴巴收取特许费用和其他各种费用，这样做是为了绕开中国的法律和管制，因为中国的有些法律法规并不允许外资企
a可变利益实体也被译为“协议控制”，是指境外注册的上市实体与境内的业务运营实体相分离，境外的上市实体通过协议的方式控制境内的业务实体，业务实体就是上市实体的可变利益实体（VIEs）。—译者注
业对境内的互联网、媒体的相关业务持股。中国所有其他顶级的互联网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也使用了相似的处理方式。这种所有制架构是复杂的，而且显然还具有风险：如果政府要改变规则，那么这类企业的性质可能会变成非法经营。
企业分类本来就模糊，再加上经济数据统计不完善，这些都使得精确估计中国的私营经济规模实际上难以做到。不过我们可以确信的是，私人运营的企业可以占到中国经济的最大一块，很可能占到总产出的约3/4。如果将全国一亿家左右农户（每家农户实际上都是一个小企业）都包括进来，并且将外资企业也算在内（几乎所有的外资企业都是私营企业），这一比例可能会超过80%。
对这本书来说，一家企业的所有制属于哪一类，这个问题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一家企业究竟是做什么的、它如何运转。华为、阿里巴巴、海尔、腾讯这样的企业正在如何改写着中国的规则？它们正在如何改变这个国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将会给世界其他地方带来巨大影响的市场，它们又如何助力了这个市场的形成？
关于这些企业究竟是否属于私营的各种辩论都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一点：这些企业都是巨大的、具有创业家精神的企业，它们敢于冒险，努力从事创新和变革，而且管理这些企业的正是一群杰出的个体。
在本书中我将介绍这些人是谁，驱使他们前进的是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又是如何行动的。中国的政治领导者们也许会为这些企业家创造一些成长环境，但这些企业家的决策才真正推动着这个国家的进步。就像第一章当中将细说的那样，这些企业家创业不仅是为了赚钱，他们所开创的企业也是他们实现更重要使命的一种方式—将中国重新塑造为世界级的新思想、新技术、新模式的发源地。这不仅将帮助中国，而且将帮助世界去应对21世纪如能源、食品安全和气候变化等一系列最棘手的问题。
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几乎每天都会呈现全新面貌：或者是数十亿美元的收购，或者是急剧下滑的市场份额，抑或是新的政府管理方案的出台，这些都将在本书内容中占据较大篇幅。例如，就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本书提及的明星企业之一—小米公司正着手处理两件棘手的事情：一是小米试图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占据王者宝座，但是瑞典爱立信公司却打算通过法律途径阻止小米公司在印度市场的销售份额扩张；二是中国政府处罚了美国高通公司在中国的垄断利益，而小米手机的零部件恰恰使用了高通公司的科技产品。对身处这种复杂环境的小米公司来说，其前景既有可能更上一层楼、进军国际市场，也有可能受负面因素影响而很快丢掉市场份额。
我并不知道小米公司最终将走哪一条路，但是我相信，即使小米公司最终衰败，也会有其他的中国企业不断成长壮大—不管是小米的竞争者，如联想、华为、酷派、中兴和OPPO，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新秀企业，它们都有可能很快地取代小米。总而言之，在我将要介绍的这些代表性企业当中，我们可能会看到其中某些企业盛极而衰，但是即便如此，不论是从经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来看，中国的未来仍然掌握在中国企业家的手中。
关于格式的一个说明：在本书中，人名的表达方式将依照中文的习惯，也就是姓氏在前、名在后。例如，于刚就是于先生。如果某人使用了英文名字，就像阿里巴巴的Jack Ma（中文名是马云）或者腾讯的 Pony Ma（马化腾），我还是按照标准的英文习惯。
不管他们是否使用了英文姓名，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在接下来的几年，这些人会越来越多地沿着马云和阿里巴巴的路走下去，成为西方读者所熟悉的名字。这是因为他们都具有精明的企业家才能，他们将把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从中国推向世界。
前言 我们时代的企业
张瑞敏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30年前，他被一纸公函派往青岛，去经营一家濒临倒闭、技术落后的冰箱企业。后来，他领导这家企业至今，这家企业的名字现在已经广为人知—它就是海尔。在洗衣机、空调等多种大型家电领域，这家企业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销售商。该公司的财务指标—295亿美元的营业收入、18亿美元利润，已经可以轻取国际市场的两大竞争对手，即美国的惠而浦公司和欧洲的伊莱克斯公司。
临危受命，接管这家濒临破产的集体所有制工厂，然后将其打造成世界一流的企业—张瑞敏的这些成就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期间令人惊讶的成功商业案例之一。1949年，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几个月，张瑞敏出生在山东省一家服装厂的双职工家庭。1958~1961年，发生了“大跃进运动”，紧接着在60年代初又发生了大饥荒。
“文革”的狂热浪潮逐渐消退后，张瑞敏在建材厂找到了生平第一份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经历长期的打拼，他从普通工人一路升职加薪，最终跻身工厂的管理层。在此期间，他以自学成才的经历而闻名。在17岁时，他已经离开了学校，但是只要看到企业和管理学方面的书，他就如饥似渴地阅读。转眼到了1984年，这是张瑞敏整个职业生涯中最关键的一年。不过从当时来看，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预料到这是一个命运的转折点。那一年，他被派往青岛电冰箱总厂任厂长，在他上任之前，这家工厂已经在一年内换过三任厂长。走马上任的时候，他才发现这家工厂负债累累、濒临破产。他后来回忆说：“车间甚至没有窗户，因为冬天非常冷，工人没有煤取暖，所以拆掉了窗框做柴火。”
不过也有好消息，工厂生产的产品很有市场需求。其实他们生产的冰箱要么设计粗劣，要么常常存在瑕疵，但在当时的中国，消费品供应严重短缺，对于少数有消费能力的家庭来说，能买到就已经不易，一般都不会在意这些商品有什么瑕疵。当然，这并不代表消费者乐意购买残次品。但是对很多公司来说，消费者乐意与否并不是主要问题。随着经济发展，消费需求快速膨胀，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得益于价格改革，农民们可以通过自由定价出售富余的农产品。与此同时，家电和各种家用产品的厂家都在竞相扩张产能，他们都认为自己生产的东西一定会供不应求。
然而，张瑞敏觉得这种情况难以持久。随着产能提升，当供给足以满足消费需求时，消费者肯定会变得越来越挑剔。他坚信，一家着眼于长期发展的企业必须树立质量过硬、值得信赖的声誉。
1985年，张瑞敏对这一问题采取了果断行动，这也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传奇故事：在公司的一间仓库里摆着76台冰箱，这些冰箱刚下生产线，都是有各种问题的残次品。他问员工该如何处理这些残次品，有人说可以打折出售，也有人说可以卖给内部员工。“不，”张瑞敏说，“我们就不该生产出这样的冰箱！”他抡起锤子，砸毁了其中一台冰箱，然后又命令其他员工砸掉了剩下的75台。这把锤子现在已经成为北京一家博物馆的藏品。
他的狠话掷地有声。从那时起，青岛电冰箱总厂（后来很快更名为海尔）便开始努力树立质量过硬的品牌。张瑞敏制定了严格的产品标准，为了能够获得先进技术，张瑞敏与利勃海尔（Liebherr，德国高端制冷设备制造商）成立了合资企业。他学习过日本企业管理书籍，并从中得到启发，同时竭力向员工灌输日本企业的纪律观念。工厂的生产流程逐步得到改善，员工的工作表现每天也都会得到评价。同一时代的大部分中国企业，其兴趣都停留在数量的扩张上，并不关心质量好坏，而海尔则定位于以质取胜，要打造中国第一白色家电品牌。这种战略很快就取得了成效。
20世纪80年代末，时机逐渐成熟。对于推广海尔的生产标准，张瑞敏也逐渐有了信心，于是他带领海尔步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扩大生产规模，成为中国市场的主角之一。此后，海尔扩大了经营范围，产品内容覆盖了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以及其他家用电器。1993年，海尔电冰箱业务在沪市挂牌上市。尽管这项业务的年利润不足1 000万美元，但仍然募集到了4亿美元的资金。他用这笔钱招兵买马，不但开办了新的工厂，而且还兼并了一些经营不善但有市场潜力的公司，这些公司被张瑞敏称为“休克鱼”。这些“休克鱼”公司往往跟风扩大产能，但其质量管理却存在问题，在海尔这种强悍的竞争对手面前陷入困境。在很短的时间内，张瑞敏兼并了18家这样的“休克鱼”公司，并用特有的质量控制措施来重塑生产流程、研发新产品，结果这些企业又重新复活了。
接下来，在20世纪90年代末，张瑞敏开始带领海尔走向世界。那时，中国正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生产部门转移到中国。海尔的投资却逆势而为，先是在东南亚地区登陆，然后又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投资4 000万美元兴建冰箱项目，之后，海尔又在伊朗、意大利、乌克兰、突尼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日利亚等国家开设了工厂。
同时，海尔生产的产品种类也逐渐齐全，电视机、个人电脑、平板电脑、手机等产品陆续投产。海尔逐步成为一个以创新为标志的品牌，其创新性尤其体现在能够满足一些地域性的实际需求上，例如冰箱的加固电线可以防鼠咬，断电100小时之后，冰箱仍然能够保持低温。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这给海尔的国内市场需求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海尔的海外市场也日益扩张。在2009年，海尔终于超越全球竞争对手，成为世界销量第一的家电品牌。在几次大型跨国并购之后，海尔在全球行业中的龙头地位更加稳固，比如2012年收购日本三洋电机的白色家电业务，2013年收购新西兰家电巨头斐雪派克。即使在2014年，在全球的同行当中，海尔也是成长最快的企业。不过，在中国企业家看来，任何公司都无法保证所取得的地位能够长久稳固。“你是谁、你为企业付出了多少，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张瑞敏说，“现如今，没有所谓成功的企业，只有属于时代的企业。”
2015年年初，张瑞敏走过了人生的第66个年头，作为一位成就等身的企业家，尤其是许多成就都堪称里程碑的企业家，他在此时选择退休也是人之常情，但他并没有这样选择，相反，他正打算带领海尔经历一次新的脱胎换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重塑了经济的运行方式，海尔需要适应新时代背景下消费者思维方式的转变。“这是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他说，“传统销售模式中的关键因素是位置。如果你在城市的繁华地段开店，那就占据了最大的优势。而在个人电脑扮演主角的互联网时代，关键因素变成了流量，掌握流量便利的人就是赢家。而现在，我们身处移动互联网时代，时间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公司开设店铺的时候，不再寻找最好的地段，而是以节约消费者的时间为目标。”
许多中国企业家不仅重新定义了中国的商业模式，而且也重塑了全球范围内的商业模式，张瑞敏就是这许多中国企业家当中的一位。他对于维系企业的生命力有无限的热忱，这也是新一代中国企业家所共有的特质，并已经形成了一波浪潮。这一波浪潮的推动者并不是政府，它是民众自发酝酿的一股潮流，对于这一潮流的发展，政府无法完全掌控，而且对于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掌控也不太确定。海尔是中国第一批走出国门、参与世界市场搏杀的企业，但它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中国新一代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们乘着经济增长之势，驾驭之，改变之，以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他们有着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雄心，这种雄心才是驱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的主要动力。
经济规则的重塑者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从那时候起，中国庞大的人口，以及基于此的巨大市场开始向全世界开放。这一开放无论从速度还是取得的成就来看，对中国以及任何其他国家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
在此过程中也不乏批评的声音，尤其是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这其中包括政客（奥巴马政府成员，以及来自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一些关键人物），也有著名经济学家（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彼得·纳瓦罗等），还有一些观察家（比如章家敦，他在2001年出版了《中国即将崩溃》a）。批评者的矛头多指向中国政府，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中国政府违背公平原则而采取的各种扭曲政策，例如：重商主义的贸易体制、操纵汇率使人民币被人为低估、为打开国外市场而采取的高压措施、对制造业的补贴以及对国外产品和技术的大量抄袭和盗版。批评者认为，这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是中国的出口制造商。他们生产廉价的智能手机、电脑、玩具、衣服等等各种消费品，通过这种手段，中国的出口企业挤占了其他国家的就业机会，同时还将产品倾销到欧美市场，进而将竞争者赶出市场。
另外，中国的国有企业也饱受诟病，因为它们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并具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中国规模最大的企业，比如银行、保险公司、石油和能源企业、电信运营商、航空公司、大型钢铁企业、汽车生产商，以及建筑公司等都是直接属于政府的，或是由政府控股。这种观点也有一些证据，《财富》500强当中的中国企业名单就是佐证。500强企业的排名广为人知，这个榜单根据营收对全球企业进行
a《中国即将崩溃》，原书名《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是一本唱衰中国的极端作品，受到中国及美国读者的批评。—编者注
排名。在2014年就有92家中国企业上榜，但只有10家是私营企业。这其中的很多企业借由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家底，在海外进行大手笔的投资。“买下全世界”这种语气夸张的标题动辄见诸媒体和畅销书的醒目位置。21世纪初以来，在国有银行的支持下，中国的国有企业签了一笔笔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大单。这些投资遍及非洲、南美洲等地区。通过这些投资项目，中国企业获得了大量的能源储备、原材料资源，甚至是农田。这些企业所到之处也都会有中国的国有建筑工程公司的身影。这些建筑公司修建港口、道路以及各种基础设施，这一方面有利于产品顺利向中国输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东道国本身的经济发展。
但是，把整个中国经济看成一家政府专心经营的商业“巨无霸”的观点并没有抓住中国故事最令人激动的情节，而恰恰是这些令人激动的情节才可能给全球经济带来最大的影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涌现出一大批富有创业家精神的创业者，这些人几乎都来自私营企业，大部分企业并未得到过多来自政府的支持，但他们都带领企业实现了脱胎换骨。这些富有创业家精神的创业者重塑了市场规则，现在，他们已经跻身中国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群体。他们当中有的是亿万富翁，有的更富裕。根据2014年8月的《福布斯》排名，中国的亿万富翁数量排名世界第二，在全球的1 645人中占据152席，仅次于美国。
这些企业家强势、富有创新精神，并且拥有巨大影响力，他们改变了中国的市场面貌，而海尔的张瑞敏只是其中之一。在本书中，我们还将了解许多人，他们是：
马云，其线上帝国—阿里巴巴集团，雄踞中国电子商务、电子支付市场榜首。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国纽交所上市，募集了250亿美元，这也是纽交所史上最大的一笔IPO（首次公开募股）。
马化腾，他领导的腾讯位于深圳，控制着中国的线上游戏、即时通信市场，并正在电子商务领域崛起，成为阿里巴巴的主要竞争对手。
李彦宏，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百度的创始人。百度为全球提供了60%以上的中文搜索服务。（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这三家最优秀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也被人们称为“BAT组合”。）
任正非，华为集团创始人。华为是中国最大的私营出口企业，全世界领先的手机制造商和固网通信设备供应商。
杨元庆，联想集团首席执行官。在他手中，联想已经取得个人电脑的全球销量第一、智能手机销售全球前五的成绩。
雷军，连环创业家，他最近创立的企业是小米，这家公司完全颠覆了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格局，并已经成为三星在全球范围的竞争者。他创造性地使用众包模式来确定产品研发方向，然后用近乎零的市场推广费用把手机卖了出去。
于刚，戴尔全球采购前任副总裁，他创立了1号店，并且在短短5年之后就实现了接近20亿美元的年营业额，人们购买日用品的方式也正在因此发生着转变。
李书福，他创立了吉利汽车，这也是中国最成功的民营汽车生产商。在2011年收购沃尔沃之后，吉利已经跻身世界级的汽车企业之列。
许连捷，他曾是一位农民，他带领恒安集团成为中国领先的面巾纸、纸尿裤和卫生巾生产商，并成功经受住了宝洁、金佰利和其他西方同行的竞争压力。
王树彤，她曾任职微软和思科，后来成为卓越网（由雷军创立）首席执行官，在卓越网被亚马逊收购之后，她就自立门户创建了一家B2B（Business to Business，企业到企业的电子商务模式）网站—敦煌网。
陈海斌，他创建的民营企业拥有多家医学实验室，这家企业也是民营资本参与医疗卫生体系的先驱者。在此之前，医疗卫生行业主要由国有机构占据，而民营医疗机构的参与改善了医疗卫生体系的服务标准，并给大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汪静波，诺亚财富创始人，旨在打造中国顶级的私人财富管理公司。2005年该公司成立以来，他已经与5万多名中国富豪签约提供理财服务。
张跃，来自湖南省的特立独行者，他创立了远大集团，如今，这家公司已经是全球知名的无冷却剂空调生产商。张跃构想用预制模块建筑的理念来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
当然，并非所有的中国企业家都如此成功。大多数创业者都必须拿自己的事业作为赌注，甚至还要押上私人资产。其中有一些人失败了，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吸取了教训，很快重整旗鼓。也有些人在创业过程中锒铛入狱，不过不少这是他们自身的过失造成的，而并非一定是政治原因（有人可能会认为中国的情况类似于俄罗斯）。
例如民营企业德隆，在10年前为各界人士所津津乐道，这是一家总部位于新疆的民营企业，业务范围横跨农业、食品、机械和水泥等领域，年营业额曾经达到40亿美元。其创始人唐万新也一度荣列中国首富，但后来却因为操纵股价而被判入狱。再如国美，这是中国顶级的家电零售商，其创始人黄光裕也曾是中国首富，但在2010年因为内幕交易、行贿而被判入狱14年。但是两家企业的命运却有所不同，唐万新入狱之后，德隆集团也跟着销声匿迹，而黄光裕入狱5年以来，国美虽然历经沉浮，却仍在中国零售行业保持着领导者之一的地位。
比起这些个案，其他更多的中国企业家的创业历程都要顺利得多。这些企业家经历和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历史转变，所以即使经历过早年的失败，但也练就了优异的企业家才能，并且练就了坚韧的毅力。这些企业家的出现特别引人注目，具有开辟性意义。这是因为，在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中国还没有私营企业，公有制一统天下。如果说还有一点区别，那就是国营、地方政府经营或者是集体经营的区别。时至今日，在中国经济的总产出当中，私营部门已经占到至少3/4，这一切都归功于过去35年的经济改革。
中国早就摒弃了中央计划经济，但政府仍将自己视为主导发展的中流砥柱，中国仍然有大约230万家国有企业。不过，如果和其他类型的企业数量相比，上面这个数字就会相形见绌。早在2004年，私营企业就已经有330万家之众，其中有许多已经公开上市；另外，还有2 400万家由个人或家庭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到2013年时，中国已经有1 200万家私营企业，以及超过4 200万家个体工商户（见图0–1）。而且，中国政府坚定支持私营经济的持续增长。2014年前7个月，由于监管改革废除了注册资本的限制，又有150万家私营企业成立，该数字是上年同期的两倍。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04年以来国有企业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一半。和十多年前相比，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已经大幅提升，但是仍然无法与私有企业相比。2000年，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总体营收不相上下，大致都是4万亿元。到了2013年，国有企业的总体营收增长超过6倍，而非国有企业的增长则超过18倍（见图0–2）。如果对比同期利润增长的情况，则差距更大：其中，国有企业大致增长了7倍，而非国有企业增长了近2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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