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始人1984：中国商业教父的时代命运与崛起重生

·改革开放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也是一部草根创业史。所有的沉浮与激荡，光荣与梦想，无不证明市场化改革才是中国前进的方向。改革开放的号角重新吹响，1984年的故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选择大于努力，在巨人的肩膀上认清时代，改变自己！
·不粉饰、不抹黑、秉笔直书、还原真相
·王石、任正非、牛根生、褚时健、潘石屹、俞敏洪、马云、王健林、柳传志、李嘉诚等近50位商业教父的财富传奇

在中国商业史上，1984年是值得纪念的伟大年份，企业家群体的形成由此分野：鲁冠球、何享健、吴仁宝等“史前创业家”完成从农民向企业家的转型；以刘永好、曹德旺、李书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家开始野蛮生长；柳传志、张瑞敏、王石、赵新先等体制内边缘人下海创业；马云、史玉柱、俞敏洪等第二代企业家在大学校园待时而飞；李彦宏、雷军、马化腾、刘强东等1970年前后出生的第三代企业家正在成长；李想、戴志康、茅侃侃、陈欧等“80后”刚刚出生……

陈润，财经作家，商业史研究者，财经媒体专栏作家，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专注于商业史、企业史研究，著有《全球商业一百年》《雷军传：站在风口上》《周鸿祎：人生就是不停的战斗》《生活可以更美的：何享健的美的人生》《赚钱是一种信仰：罗斯柴尔德家族历经6代的完美传承》《理想是用来实现的》《大逆转：大败局之后的复活密码》《富士康内幕：中国制造最终幸福了谁》等。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那么中国现代企业的起点应该是1984年。这一年，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这一年，邓小平南行开启了经商的热潮；这一年，诞生了联想、万科、海尔、招商地产、上海大众等大批新型企业。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是一个典型样本，清晰地映射了中国大时代的社会变迁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
——《南风窗》杂志

★在科学史、艺术史和商业史上，当一个流派或国家正处于鼎盛的上升期，便会在某一年份集束式地诞生一批伟大的人物或公司。在中国企业史上，这个伟大的年份便是1984年。日后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后来，人们将之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
——吴晓波 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

★在中国改革史上，1984年是重要的一年，但又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年度。
——钱颖一 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1984年成立万科的时候，明年怎么样不清楚，不确定，当时杀出一条血路，不成功再收回来。小平当年建深圳特区也是，不是很清楚。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

★我创业的时候（1984年）40岁，跟我一起创业的同事比我大五六岁，所以不是小伙伴，是老伙伴。我出来的主要动机，改善生活占20%，80%是想知道，自己到底能够做点什么。我就是觉得前40年日子过得窝囊，憋得慌，好像没有做到对社会有点帮助的事。我就想看看自己到底有什么本事，到底人生价值是什么。
——柳传志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第一章南国之春1
朱新礼：一个人富起来不算什么本事1
孙大午：“爱的感召”6
王石：“空手道”生意11
任正非：栽过跟头，被人骗过16
第二章我的中国心23
张朝阳：清华园里的“苦行僧”23
李海仓：“拼命三郎”，什么赚钱卖什么28
牛根生：从刷奶瓶干起34
步鑫生：“是时代选择了我”39
第三章松绑与放权45
曹德旺：一副拐杖撞开财富之门45
鲁冠球：“这辈子我跟定共产党了！”51
马胜利：“一包就灵”的“马承包”56
褚时健：一小时决策2300万美元的项目61
第四章寒流与逆流67
“温州八大王”平反67
宗庆后：销售代表兼任小学体育老师74
吴炳新：身患绝症却浑然不知79
刘永好：差点从岷江桥头跳下去，人死账清、一了百了83
第五章盛宴中的孤独者89
冼笃信：倒卖汽车半年赚100万元89
段永基：带着研究所和四通合作95
倪润峰：立志要做“中国的松下”100
李东生：27岁的车间副主任105
第六章不肯被“分配”的人生111
潘石屹：我的一辈子就这样度过吗？111
冯仑：中央党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研究生117
张近东：区属国有企业文员122
史玉柱：安徽省统计局里的程序员126
第七章理想与激情133
雷军：根红苗正，长在红旗下133
俞敏洪：北大患病休学139
黄光裕：最后的凤壶村144
李书福：修鞋不成，瞄准冰箱配件生意148
第八章蜕变与重生153
李宁：奥运赛场一战成名153
李经纬：“东方魔水”名扬四海159
郭台铭：创业十年，模具立业164
牟其中：第二次出狱168
第九章崭露头角175
马云：第三次高考175
郭广昌：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把这种苦难终结181
熊晓鸽：为做一名新华社知名新闻记者而奋斗186
王志东：第一次触摸计算机191
第十章小平您好197
陈九霖：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197
何享健：“风扇大王”进军空调203
潘宁：用手锤、手锉打造出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208
年广久：我哪里是贪污呢？212
第十一章野心与边界219
王健林：团级干部即将转业219
柳传志：在小平房创办联想225
陈春先：“中国硅谷”第一人230
阚治东：32岁负责整个宝山区的工商信贷业务234
第十二章冬天里的一把火239
李嘉诚：第一次受到邓小平接见239
赵新先：笔架山拓荒“三九”246
张瑞敏：新厂长上任251
吴仁宝：华西村一年净赚200万元255
参考文献261
致谢263

史玉柱：安徽省统计局里的程序员
在杭州西子湖畔，史玉柱离开浙江大学，回到故乡安徽，他被分配到安徽省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只因为他学的是数学专业，而统计局就是搞数字加减的，所以把他分到统计局。史玉柱觉得这挺荒唐，因为“数学不是加减乘除，数学主要是逻辑，是大脑体操”。
四年前，18岁的史玉柱以全县总分第一、数学119分（满分120分）的成绩考上浙江大学数学系。从小到大，史玉柱的理想是成为陈景润，然而进入大学刚过一学期就放弃了，“从图书馆借到《数论》，看了之后，我才了解到数学是那么的难”。而且，同学都是万里挑一的尖子生，学习压力很大，“尤其是长江以南的，成绩好的并不想上清华、北大，都去上了浙大，所以，我们那个班里聪明人太多，学习好的也太多了”。
在上大学之前，史玉柱随父亲去过上海两次，印象最深的是南京路24层的国际饭店和外滩，“外滩的楼和怀远的楼是不一样的。非常洋气”。1962年，史玉柱出生于安徽蚌埠的怀远县城，父亲在公安局，母亲是工人。1992年5月27日《中国青年报》在报告文学《巨人的风采》中讲述史玉柱少年时写道：一本《十万个为什么》为他打开了一个五色斑斓的世界，他按照书上“一硝、二磺、三木炭”的配方自己调制了土炸药，一声爆炸震怒了父母，也从此被冠以一个威风凛凛的外号：“史大胆”！
从初中开始，史玉柱每天早上5点就开始爬山，途中要穿过一片栽满石榴树的坟地，那时天还没亮，他必须克服孤独和恐惧。从山脚爬到山顶，只为赶在黎明之前和伙伴们一起等待天亮，“我不去爬山，觉得好像太另类，就养成了爬山的习惯”。1997年，巨人大厦失败之后，史玉柱带着三名部下攀登珠穆朗玛峰，还将克服死亡的恐惧。下山时他们在冰川迷路，氧气吸完，体力耗尽，差一点就死在途中。
大学期间，史玉柱的爱好是跑步，每天从浙江大学跑到灵隐寺，来回18公里，他整整坚持四年。他还涉猎网球、足球、桥牌、吉他、集邮等活动，对新鲜事物有超乎寻常的兴趣，每项都是同学中最早的尝试者，而且水平都还不错。他的学习并不突出，考试成绩也总处于中游。
史玉柱被刮目相看并成为焦点人物源于一次“吃辣椒事件”。对于有些上海籍同学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对外地学生的地域歧视，史玉柱一向反感，甚至深恶痛绝，有一天，他终于忍无可忍，向宿舍的上海籍同学提出挑战：比赛吃辣椒，看谁吃的多就是胜利者。他拿起宿舍中湖南籍同学带来的一瓶辣椒酱，舀起一勺吞下去，“顿觉五脏俱焚，嘴巴火烧火燎得想说话，却不知说什么好”。上海籍同学只好应战，两人你来我往，咽到第八勺上海籍同学终于受不了，奔向水龙头一通猛灌，史玉柱还不依不饶，示威似地又连吞两勺。其实，史玉柱也不善于吃辣，全凭意志力和自尊心坚持下来。此后，没人再对这个小县城来的狠角色轻慢半分。
进入大三，史玉柱认为纯数学太复杂难学，就选择计算数学方向。这让他有机会接触计算机，当时计算机都还是小型机，进机房要换衣服换鞋，编程结果需要打纸带。史玉柱对计算机没有特别的兴趣，更未意识到它的作用，反而觉得操作麻烦。“只是一门课而已。”
1984年，史玉柱到安徽省统计局报到没过几天，就被送到西安统计学院进修，老师是有“抽样调查之父”之称的美国教授。在学习的几个月里，史玉柱不仅了解国外最新的抽样调查方法，而且发现所有方法都需要计算机。回到单位，他向领导汇报申请，前往广州买回一台5万元的IBMPC。
他开始使用计算机编程，然后找两个人录入，工作效率显著提升，以往二三十人一年的工作他两天就完成了。后来他又编出一款分析软件，能分析年收入400元以下以及400~500元的农民的消费特征。史玉柱不断完善统计软件，并在1986年的全国统计系统年会上向全国大力推广，还获得一项进步奖和20元奖金。当时他每月工资才54元。
计算机和软件让史玉柱的工作变得轻松，工作之余他喜欢玩“挖金子”游戏解闷。2006年网络游戏《征途》上线，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是一个老玩家，20多年前，就在玩游戏。我懂游戏。”他还“不务正业”地利用分析数据写作农村经济发展的文章，居然发表在专业学术杂志上，时任安徽副省长杨纪珂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他是科学家从政的典型，兼任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深圳大学客座教授，看过不少史玉柱的文章，对他赞赏有加。1986年，史玉柱被上级领导作为第三梯队预选干部送往深圳大学软科学管理系读研究生，导师正是杨纪珂。南下之前，史玉柱与统计局同事董春兰喜结连理。
深圳大学创办于1983年，校风开放，经常举办企业家讲座。1988年，时任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来校做题为“泥饭碗比铁饭碗更保险”的报告，他说四通是个“泥饭碗”，但是比“铁饭碗”更能变成“金饭碗”。台下的史玉柱深受触动，这是他第一次接受商业思想的洗礼，心中的创业野火被万润南撩拨得熊熊燃烧。1989年，史玉柱从深圳大学毕业，按惯例他很快会被提拔为处级干部，仕途不可限量。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史玉柱回到安徽是为办理辞职手续，他不顾领导和家人的反对，头也不回地留下一句话：“如果下海失败，我就跳海！”
史玉柱飞黄腾达之后，有媒体曾描写道：1989年7月，在合肥骆岗机场，一个身材高挑儿瘦削的青年人，登上了飞往深圳的麦道80飞机，这个青年人叫史玉柱，当时只有27岁。在竞争激烈的高科技领域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既没资金又没靠山的‘小字辈’竟大爆冷门，创办了巨人高科技集团公司。那时的史玉柱难言踌躇满志，反倒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他通身只有4000元钱和尚未成型的M6401桌面排版印刷系统。
到达深圳之后，史玉柱以4000元承包深圳大学科技工贸公司电脑服务部，闭门完善集录入、排版、编辑、打印功能于一体的M6401，并压缩成便于装进电脑主机的“巨人汉卡”。此时史玉柱身无分文，为了买到8500元的电脑，他出价9500元，但半个月后才能支付。他又以同样的方式在《计算机世界》报仓促刊登一则只有“M6401，历史性的突破”几个大字的半版广告。他后来说：“如果广告没有效果，我最多只付得出一半的广告费，然后只好逃之夭夭。”
史玉柱无疑是幸运的。广告登出的第13天，他收到两张总价两万元货款的订单，并将这两万元全部拿去打广告，更多订单如雪片般飞来。4个月后，“汉卡”营业收入超过100万元。此后，史玉柱包下深圳大学两间学生公寓，准备20箱方便面，熬过整整5个月的“集中营”生活，研发出功能更强的升级版本M6042汉卡。1991年4月，史玉柱在珠海成立“珠海巨人新技术公司”，注册资金200万元，员工15人，史玉柱解释说：“IBM是国际公认的蓝色巨人，我用‘巨人’命名公司，就是要做中国的IBM，东方的巨人。”
这一年，董春兰从老家辞职南下，帮史玉柱管理财务。然而一年之后，婚姻出现裂痕，史玉柱在安徽统计局时的老领导、夫妻俩的共同好友金玉言说他不懂生活，结婚后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2007年的一期《三联生活周刊》讲述的故事可作为印证，董春兰到深圳后有次重病住院，要摘掉一个肾，史玉柱照顾和关怀不够，董春兰非常失望，写信向金玉言倾诉抱怨。而史玉柱也向他投诉：“受不了这个女人了，她冻结了我的账户。”鸿沟无法逾越，两人分道扬镳，史玉柱把存折上的19万元全部给了董春兰，金玉言说，“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
后来的故事世人皆知，财富真经、创业传奇、励志经典、营销秘籍、心灵鸡汤……史玉柱被包装、泛滥成各类题材的“万灵药”。基本事实是：
史玉柱通过不断升级的“巨人汉卡”，在1992年创下1。6亿元产值、3500万元净利润，成为仅次于四通的中国第二大民办高科技企业。1994年2月，72层的巨人大厦破土动工，下半年史玉柱斥资1。2亿元开发脑黄金，短短4个月回款1。8亿元，1995年他一口气推出12款保健品，同时涉足服装、化妆品等30多类产品。然而，因为不断从保健品“抽血”反哺巨人大厦，史玉柱面临资金链断裂，1997年1月，媒体“地毯式”的轰炸将巨人财务危机放大后公之于众，号称“请人民作证”的史玉柱有口莫辩，也无人愿意为他作证，史玉柱就此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失败者”。
正如少有人能预料他从成功者到失败者的角色转换只用了3年那样，没人相信短短3年内他会卷土重来。2001年1月，史玉柱以“借钱还债”的方式宣布复出，携“脑白金”卷土重来，又以“黄金搭档”重回巅峰，2003年相继入股华夏银行、民生银行进入金融业，2005年以“永久免费”的概念杀入网游，并于两年后在美国纽交所成功上市，融资总额约10。45亿美元，而史玉柱及其女儿的身价已由此攀升至395。7亿元。在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中，史玉柱以280亿元位列第15位，成为中国IT界首屈一指的富豪。
从富翁到“负翁”再到富翁，在史玉柱的商业悲喜剧中，人们只能猜到故事将一如既往地惊心动魄，却不知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呈现。正因为既刺激又神秘的悬念存在，才使得“史玉柱”三个字成为奇迹与神话的代名词。2013年4月10日凌晨，史玉柱发布一条微博称：“我辞去巨人网络CEO，至此我已不担任任何公司实职。”经过20多年南征北战，年过50的史玉柱不再像初涉江湖时那般狂放不羁、冲锋厮杀，“终于彻底退休了”。
创业以来，史玉柱就从未淡出过媒体视线，也未被人们遗忘，无论成败。或许民众对脑白金、征途的争议还会延续，但这些都丝毫不会阻碍他创富的脚步，也不会动摇他的商界地位和影响力，他重新定义“失败”，正如新华社所评价：“失败有两种，一种是事业失败，另一种是精神失败。很多企业在事业失败以后，精神上也失败了。但巨人在事业上失败后，精神不败，所以可以站起来。”
在“中国商业教父”中，史玉柱注定是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
从四位企业家1984年的毕业去处和后来的创业路径来看，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潘石屹没有干石油，冯仑没有做咨询公司，张近东与“文员”二字无关，史玉柱也没有做统计，他们的事业方向甚至与所学专业都不相关。因此可以下结论：只有被分配的职业，没有被分配的人生。命运掌握在每个人手中，屈从还是抗争，安逸还是艰苦，皆取决于理想。
人生不会被“分配”，创业者更应该与“分配”为敌。
……

中国1984
1948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开始写作此生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他将1948最后两个数字调换位置，以《1984》为小说命名。这位穿着破衣烂衫，像流浪乞丐一样寄身贫民窟的中年人，以辛辣生猛的笔法，预言一个他从未到过的社会主义世界，在令人窒息、恐怖的极权主义统治之下，“无知即力量，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一年后，小说出版，大西洋两岸反响强烈。又一年，奥威尔因肺结核恶化导致肺部大出血而去世，年仅47岁。他终于从不如意的潦倒生活中永远解脱。
没有史料表明邓小平是否读过《1984》，但可以确定的是，在1984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曾饱受极权主义的折磨和煎熬，“文革”的“十年浩劫”将这个国家摧残得千疮百孔、伤痕累累。经过1978年以来的7年耕耘，改革开放事业一直在“姓资姓社”的争论和政策摇摆中艰难推进。当1984年刚刚到来时，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担当起“扳道工”的角色，悄然南下，倾尽80岁余力将中国这列缓慢摇摆的火车扳上正轨。回到北京，他又坐回“驾驶员”的位置，吹响号角，宣布改革开放全面提速。
1984年初，邓小平南行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春潮涌动，万象更新。
1984年1月22日至2月17日期间，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和上海。在珠海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在广州补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的评语。邓小平对特区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态度明确而坚定，低调南行被新闻媒体高调传播全国，此后，围绕“是否办特区”的争论悄无声息。
创始人1984：中国商业教父的时代命运与崛起重生序言：中国1984值得重点提及的是，2月9日邓小平在厦门视察时指出：“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尽管他早已提出“改革”和“开放”，并将其作为国家经济政策，但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提出和使用“改革开放”一词，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早把“改革”和“开放”两个词组合起来，此后报刊上开始出现“改革开放”这个词汇。1987年之后，“改革开放”一词先后写入党的基本路线、党章和宪法，至今仍然是重大国策和国人共识，历史意义不言而喻。从这个意义上说，1984年是“改革开放”的开端。
跨越不只体现在词语表达上的改变。1984年有一次会见外宾时，邓小平说：6年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在农村进行改革，这次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要转移到城市进行改革，这将是一场全面的改革。全面改革的序幕在秋天拉开，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等石破天惊的表述振奋人心，此时距离年初“邓小平南行”已过去9个月，春风正吹遍大江南北。
中国的改革重点由此从农村转向城市，开始全面改革。国际舆论高度评价，美国合众社将“中国宣布经济改革”排在年度十大国际新闻的第五名，日本的《国际贸易》则声称“中国进入真正的商品经济时代”。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商品经济”四个字仍然充满保守气息，但在当时已是不敢想象的理论大突破。1980年代，中国还处在经济有所放松、政治高度紧张的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不允许被“市场”之类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字眼占领。对于当时的中国经济改革者来说，“商品经济”实质是“市场经济”的代名词，以前者之名行后者之实，此后经过8年的争论、反复，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才正式将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如果将1978年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肇始之年，那么1984年就是全面达成共识的破局之年。当改革事业遭遇停滞摇摆，“商品经济”、“姓资姓社”等意识形态层面的突破和共识就很有必要，而制度创新更为关键，承包制和双轨制就是在1984年前后建立的两大基石。
改革的本质是利益重新分配。改革旧体制就意味着切割、剥离背后的利益集团，用更市场化的办法取而代之，其风险可想而知。承包制和双轨制的指导思想，是将存量改革转向增量改革、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保守过渡方案。以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将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容冻结、封存，让它逐步衰落、消亡、更替，实现平稳过渡，将风险降到最低。毕竟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无前例，没有成功先例可供参考借鉴，也无理论知识支撑，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坚持务实主义——这是改革开放的唯一理论，才能让改革过程变成一场可控的巨大试验。
承包制发端于农村，1978年小岗村18户村民在饥寒交迫中签下“大包干”的“生死文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中国农民压抑已久的能量彻底释放。1984年，农村改革经验被复制到城市，“包字进城”让承包制的威力在城市改革中得以显现，在“放权让利”中没有被激活的国有企业重新焕发活力，四通、联想、万科、三九等公司横空出世。
价格双轨制1982年由物资部提出，这场物价改革最终演变成全面经济改革。双轨制试图通过对原材料和终端商品的价格调控以牵住改革的“牛鼻子”，岂料各种权力寻租、倒买倒卖滋长蔓延，权贵资本兴起的同时，体制外的商业活动也因此获取资源而蓬勃兴盛，万向、美的、希望等民营企业乘虚而入。在供不应求的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因为资源短缺而危机深重，市场机制倒逼国企深化改革。
承包制和双轨制是1984年创业者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阳光雨露下，百花齐放的春天生机勃勃，群星闪耀的时刻璀璨辉煌。二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满怀深情地描述：“一个真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在中国商业史上，1984年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也是值得纪念的伟大年份。
这一年柳传志40岁，在北京的寒风中“脚踏两只船”，以中科院的身份和资金，在不到20平方米的传达室内创办联想，每天带着同事像无头苍蝇一样倒卖冰箱、电子表、旱冰鞋甚至运动裤衩，还因为倒卖彩电被骗走20万元资本金中的14万元，这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在青岛，市二轻局科级干部张瑞敏被排挤，下放到荒芜安静如坟场的破落工厂，“8点钟来上班，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一年后的“大锤砸冰箱”事件，更像是与旧体制、老思想决裂宣言的愤怒表达。
这一年，33岁的王石还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头青，依托着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下属的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经营摄像机、录像机、投影机、复印机及部分办公文具，说白了就是倒卖外汇留提成。
……
这些教父级企业家和世界级企业的诞生，无疑为“1984年——中国现代商业元年”的论断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这些人虽然拥有鲜亮的身份和地位，甚至红色后代的背景，却无法否认城市边缘角色的尴尬事实。对个人前途命运的焦虑与迷茫，演化成对体制内机会的失望与绝望，他们本该拥有与能力和野心相配的舞台，既然组织给不了，只能另起炉灶，从头搭建。
不过，他们还不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创业者。1968年前后，比改革开放还要早十年，鲁冠球、何享健、吴仁宝、年广久等农村能人就已经冒着“杀头”的危险偷偷创业。1965年，鲁冠球借3000元钱办起米面加工厂，四年后又办农机厂生产农具。1968年，何享健集资5000元创办“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生产塑料小瓶盖。1969年，吴仁宝抽调20个村民办起小五金厂，白天当农民，晚上当工人。年广久在1960年代开始贩鱼、卖水果、炒板栗，后来因“傻子瓜子”名震天下。
在那个商业活动被禁止、被打击的年代，他们的企业即便戴上“红帽子”依然难以存活，只能在地下悄然生长，唯一的个体户年广久因“投机倒把”、“牛鬼蛇神”两度被抓，失去自由。到1984年，这些野蛮生长的公司已初成气候，吴仁宝领导的华西村总产值突破一亿元，何享健的美的已进军空调行业，鲁冠球的万向做起外国人的汽车零配件生意。
1984年是充满意外与惊喜的年份，农村呈现出比城市更开放、更活跃的蓬勃景象，邓小平曾把乡镇企业称作农村改革中“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异军突起”激动人心。与1968年的“乡镇一代”不同，1984年的“乡镇二代”的农民身份有所淡化，退伍军人、“下海”干部、返城知青、高中毕业生等城镇边缘人成为主力。
在四川新津，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陈育新）、刘永好四兄弟“脱公服”回农村养鸡的消息在小县城炸了天，1984年差点因为货款拖欠血本无归。32岁的朱新礼承包村里的解放牌汽车，不到两年积累几十万财富，1984年他却“放着大汽车不开”，回到穷山沟当村主任，带着村里人种葡萄，一年后村里涌现400多个“万元户”。在浙江台州，李书福因皮鞋漏水临时去一户家庭鞋厂订做，却意外发现做冰箱元器件异型铁片很赚钱，兴奋得连订做鞋子都忘了，回家就开始捣鼓。福建的曹德旺去武夷山游玩，被司机责骂之后了解到汽车玻璃大有可为，如拿到藏宝图一般喜出望外。李经纬的健力宝在8月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大放异彩，这种橙黄色饮料的味道几乎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潘宁用手锤、锉刀、万能表等简陋工具手工打造出容声冰箱，成功后悲喜交加地独自冲进雷雨中嚎啕大哭。无论是做官还是辞官，侥幸还是偶然，草根创业者发家致富的消息到处流传。1984年，乡镇企业无疑是这个国家最美丽的奇葩。
无论柳传志、王石还是鲁冠球、何享健，或者刘永好、李经纬，在1984年，这些体制外的创业者都不是中国最耀眼的企业家。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打破“大锅饭”，实行“联产计酬制”，成为家喻户晓的“具有独创精神”的厂长；在河北，石家庄造纸厂的业务科长马胜利毛遂自荐当厂长，推行“层层承包，责任到人”的管理机制，“马承包”举国闻名，“一包就灵”的奇迹吸引成百上千家国有造纸厂前来请求被承包。除“南步北马”两大明星之外，云南的褚时健在当地声名鹊起，这一年，他豪赌2300万美元引进国外先进卷烟设备，而玉溪卷烟厂的固定资产当时只有7000万元，这次搏命的冒险成为褚时健和玉溪卷烟厂的命运转折，“红塔山”风靡大江南北。
在1984年，还有一群不能被遗忘的青年人——大学生。虽然他们身处校园，只是创业的见证者与旁观者，但当时的经商氛围和市场环境足以影响他们的人生选择。这年6月，潘石屹被分配到河北廊坊的石油部管道局，月薪46元。冯仑从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主动要求下放到武汉锻炼。史玉柱离开浙大回故乡，进入安徽省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工作。张近东告别南京师大，到国企豪威集团当文员。尽管他们因分配进入体制，但创业之火始终未灭，在1992年的下海潮到来时，他们奋不顾身，傲立潮头。
毕业生豪情满怀，新同学满眼期待，无论归去来，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青春气息，那真是个激情燃烧的年代。1984年9月，马云经过三次高考终于走进杭州师范学院，每天激情澎湃地东奔西跑。东莞的王志东考入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第一次接触到计算机。熊晓鸽从湖南大学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梦想成为新华社知名新闻记者。等互联网时代到来，这些人将成为新的商界领袖。
属于老中青三代企业家的荣耀，从1984年开始缓缓绽放光芒。三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最大的进步就是企业家阶层的崛起。而1984年，正是从无到有的“元年”。
据《中国1978—2008》一书统计显示，1984年个体工商户达到590万户，比上年增长126%；从业人数达到746万人，比上年增加133。4%。关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表明，1984年之前该指标长期维持10%左右，到1984年增长达19。4%，一年后增长31。1%。“下海”潮不仅让1984年成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还引发全民创业之风，重商主义和市场经济得以复苏，整个社会的商业活动空前活跃。
值得说明的是，1984年之前诞生的企业，包括许多后来名噪一时的民营企业在内，创业之初几乎全都是集体或国有身份。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公私合营”成为建国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1957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到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初启，甚至到1984年，27年间私营经济几乎绝种，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
政策动荡起伏时，创业者戴上“红帽子”无疑是最稳妥、安全的选择，尽管由此获得的便利和支持今天看来轻如鸿毛，但在当年却重如泰山，有些人还从政府手中拿到原始资金、厂房设备、销售渠道等，昔时恩惠在将来的产权改制中却成为负累和羁绊，许多知名企业因此衰落、消亡。赵新先、李经纬、潘宁等人皆受创于此，能躲过牢狱之苦、全身而退者算是万幸。难得的是，更多人依靠这点可怜的自主权和自由度，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迅速成长，并利用市场机制、政策机遇、资本运作逐步明晰产权，最终成为命运的掌控者。
1984年，从年初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南行讲话到下半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一直在给政策松绑，鼓励创业者大胆探索，经商热潮席卷全国，“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据《中国青年报》调查表明，这一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名前三位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最后三位是科学家、医生、教师，正如当年流传的顺口溜所说：“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与6年前相比，1984年的改革开放局面和市场经济形势，无论从广度、深度、力度还是活跃度来看，更显得名副其实。
从商业史的角度看，1984年也是最重要的年份，企业家群体的形成由此分野：鲁冠球、何享健、吴仁宝等“史前创业家”完成从农民向企业家的转型；以刘永好、曹德旺、李书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家开始野蛮生长；柳传志、张瑞敏、王石、赵新先等体制内边缘人下海创业；马云、史玉柱、俞敏洪等第二代企业家在大学校园待时而飞。舞台边缘，大幕之后，未来的主角令人充满期待，他们将在互联网时代各领风骚；李彦宏、雷军、马化腾、刘强东等1970年前后出生的第三代企业家正在成长；李想（1981年）、戴志康（1981年）、茅侃侃（1983年）、陈欧（1983年）等“80后”刚刚出生。时势造英雄，这些人注定为了激情的变革年代而生。
既然立意源于“1984年”，作为这一年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或见证者，我都力图无一遗漏地作记述。
1984年1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明确提出：“不可把政策允许的经济活动同不正之风混同起来，不可把农民一般性偏离经济政策的行为同经济犯罪混同起来。”受惠于此，以胡金林为首的“温州八大王”陆续被释放回家。1月24日，邓小平在深圳登顶罗湖国际商业大厦时，王石停下自行车驻足围观，得知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后“噢”了一声继续赶路。4月6日，大连、秦皇岛、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开放，海南岛开发建设提速，冼笃信跳入倒卖汽车的热潮之中，并在后来的地产热中成为最早的海南首富。8月洛杉矶奥运会中，李宁一战成名，“体操王子”享誉全球，他后来的恩师、伯乐李经纬凭健力宝如日中天。10月国庆阅兵，北大游行学生高举“小平您好”横幅的画面成为时代记忆。策划、书写和举横幅者都是陈九霖的同学，他对这段往事记忆犹新。当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两天后邓小平点名提及年广久，市委来人告诉他：“‘傻子’你不得了啦，看来以后没人敢动你了！”11月1日，邓小平号令“百万大裁军”，王健林因此脱去军装，转业到大连西岗区政府担任办公室主任。12月19日，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作为香港观礼团嘉宾，李嘉诚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当然，我并没有把视野仅局限于1984年，而是拉长到前后各30年的跨度，这既是全面交代创业者生平的客观需要，更是准确评判1984年历史意义的严谨方法。通过这些商业主角的枯荣起落、喜乐悲欢，可以清晰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的经济生活状态，这些故事充分证明：改革开放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也是一部草根创业史。所有的沉浮与激荡，光荣与梦想，无不证明市场化改革才是中国前进的方向。2014年，改革开放的号角重新吹响，1984年的故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成功者固然值得学习，失败者更值得铭记。在这本书中，你会读到孙大午、褚时健、黄光裕、牟其中、陈九霖、年广久等商界大佬身陷囹圄的前因后果；了解史玉柱、吴炳新、冼笃信、王志东、赵新先、陈春先等企业家大败局的来龙去脉。在1984年，他们几乎都意气风发，踌躇满志，除牟其中和年广久在监牢几进几出外，其他人根本不会想到此生会有如此惨痛的经历，甚至苍凉的结局。包括李海仓被枪杀事件在内，这些人入狱、失败时对商业界、司法界乃至整个国家造成的影响，无不轰动一时，值得深思。他们是中国商业史写作无法绕过的活标本。
在呼唤改革重启的同时，我也呼吁这个国家对企业家、创业者更多一些宽容和尊敬。正是数以千万计的创业者奋勇争先，经过几代人拼搏进取，才成就中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辉煌成就，让大国崛起的理想变成现实。当我们回望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史，追忆1984年的那个春天，一定会被思想解放与创业精神的浪潮所感动，30年弹指一挥间，历史浩然远去，却又如在眼前。
30年并不漫长，如今又到改革重启的时刻，尽管出发的口号与仪式似曾相识，可局面已千差万别，深化改革的难度和风险并未减少，争论与博弈仍未平息。历史虽远去，1984年依然镜鉴当今，检验改革真伪的标准，在于市场是否起决定作用，是否解放人的思想。而1984年的英雄主义和理想情怀，对今天的改革者依然是巨大激励。
陈润
2015年3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