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首立军功
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江西南部的山贼叛乱此起彼伏，达到顶峰。南赣巡抚剿贼不力，屡战屡败，被迫下台。在兵部尚书王琼的力荐之下，朝廷任命王阳明为新任南赣巡抚，负责清剿漳南、赣南等地的山贼。在此之前，他没有带兵的经验。事实表明，他是一个军事天才，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在他的一生中，在南赣巡抚任上建立的事功有着特别的意义，如果龙场悟道是他“成圣”的关键，那么在南赣围剿山贼的经历则是他“成雄”的关键。
1.踏上辉煌的仕途生涯
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四五月间，王阳明由南京太仆寺少卿转任南京鸿胪寺卿。在南京的官员当中，除了兵部尚书等个别官员有重要任务外，其他绝大部分机构和官员都是无所事事的。他在南京的生活与滁州并无二致，除了游山玩水，就是聚集一群文友书生讲经论道。江苏的学子听说他在南京讲学，纷纷前来听讲。很快，他又在南京掀起了讲学高潮。南京御史杨典觉得他不像是鸿胪寺卿，更像国子监祭酒，于是上书朝廷，请求让他担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朝廷原本就不认可他的学说，只是为了阻止他在北京讲学，才将他调到南京的，怎么可能让他到官方的最高学府讲学呢？便没有同意杨典的建议。
到了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王阳明担任正四品官员已经满三年了，按照当时“三年一升迁”的惯例，他应该升迁了，但却迟迟不见升迁的迹象。当时还有一个规定，北京和南京的四品及以上官员每隔六年要接受一次考察。这种考察被称为“大计”，始于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起初只针对五品及以下的“两京”官员，从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开始改为针对所有“两京”官员。考察形式是官员自陈，向吏部述职，之后吏部再会同都察院对自陈内容进行核查，如果有隐瞒或造假，再交由言官弹劾，被弹劾的官员就不能再当官了，必须申请退休。
这一年正逢“大计年”，王阳明见升迁无望，决定以退为进，在自陈报告中提出退休申请，以引起朝廷的注意。事实上，这种做法也是当时的惯例，几乎每一位自陈的官员都会申请退休，原因有二：如果被核查发现有隐瞒和造假，自己已经主动提出退休，也不至于尴尬和被动；如果政绩突出，朝廷又无意升迁重用，主动提出退休申请，能引起朝廷的注意，还可能“要挟”朝廷，从而得到升迁机会。他的目的自然是以后者为主。然而，朝廷的反应出乎他的意料，既不升迁他，也不允许他退休。既然如此，他只能继续在南京鸿胪寺“闲着”。
整整一年以后，他的命运迎来转机，官运开始亨通。这一年的八月，在兵部尚书王琼的极力举荐之下，朝廷任命他为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南、赣。这次任命对于他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后世的评论家认为，龙场悟道造就了哲学家王阳明，而这次任命则造就了军事家王阳明，两个王阳明互相结合，才有了堪称旷世奇才的王阳明。
巡抚又称为“抚台”，以“巡行天下，抚军按民”而得名。巡抚最早出现于五代十国，当时只是中央政府临时派往地方的职务，还没有被列入正式官制序列。明代第一次出现巡抚
是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当时，朱元璋临时派遣懿文太子朱标巡抚陕西。永乐十
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创立巡抚制度，陆续向各省派出二十六位巡抚。九年后的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开始在各省常设巡抚。明朝设置巡抚的初衷，是为了督办税粮、整治河道、抚慰流民和整饬边务，后期更偏重于军事目的。明代的巡抚虽然不是正式的地方军政首长，但因为有节制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的权力，因此在实际上掌控着地方的军政大权。巡抚通常都要在都察院挂职，资格较高的巡抚挂职正二品的都察院都御史，其次挂职正三品的副都御史，最次挂职正四品的佥都御史。王阳明在担任巡抚之前，是正四品的鸿胪寺卿，资历较浅，因此只能挂职佥都御史。无论是哪个级别的巡抚，在权力、地位和影响力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南、赣指的是江西的南安和赣州。南安和赣州全都位于江西南部，归江西布政使司管辖。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四省交界地区的山贼活动日益猖獗，为了镇压这些山贼，朝廷于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正式设立南赣巡抚，管辖上述四省的交界地区。后来，南赣巡抚管辖区域多有变更，除了一直管辖江西的南安和赣州外，有时还管辖福建的汀州和漳州，湖南的郴州，广东的韶州、潮州、南雄等地。作为赣南及周边地区最高级别的地方军政大员，南赣巡抚最重要的职责是消灭四省交界山区的山贼。他的职责又不仅仅是执掌军务，还要消灭当地的为盗风气，维持统治秩序。
王阳明的“伯乐”王琼，是明朝历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与于谦、张居正并称为“明代三大重臣”。自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 年）考中进士，直至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病逝，王琼从工部主事做到户部、兵部和吏部的尚书，历事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位皇帝。尤其是在正德后期，由于显赫的功绩，在五年之内连进少保、少傅、少师“三孤”和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太子太师“三辅”，创造了历史。王琼的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是治理运河，第二是总治西北边防，第三就是坚持重用王阳明，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
当时的大明王朝，正处在自开国以来内忧最严重的时期。朱厚照早年对刘瑾等宦官的重用，导致了宦官专权败坏朝纲和社会矛盾的激化。自朱厚照继位以来，四川、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等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在各地起义频发的大背景下，“地大山深，疆域绣错”的江西赣南地区也爆发了动乱，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占山为王，对抗官府，官兵的镇压屡屡失败，时任南赣巡抚的文森无计可施，只得称病退休。消息传到朝廷，朱厚照问计于王琼，王琼便就近取材，推荐了正在南京的王阳明。王阳明没有带兵经验，但是王琼早就听说了他少年时独闯居庸关、研读兵书的事迹，再加上明代多有文官带兵打仗的先例，王琼愿意“赌”一把，相信自己没有看错人，一定能“赌”赢。他与王阳明没有私交，从未见过面，但他相信王阳明的才能，坚持任人唯贤，以贤取人，力排众议，举荐了王阳明。
对于王阳明而言，这是他发挥才干、实现抱负的最好机会。考中进士以后，他被派往工部“观政”，没有被留在翰林院，就意味着失去了像父亲王华那样的晋升通道，只能转而追求另一条晋升途径。这条途径便是先担任独当一方的地方巡抚，进而升任“上三部”的尚书，最终达到进入内阁的目标。如今被任命为巡抚，让他看到了进入内阁的希望，觉得自己辉煌的仕途生涯就要开始了。
2.惶恐滩头遇山贼
得到南赣巡抚的任命以后，王阳明便准备离开南京到江西上任。前往江西之前，他回了一趟余姚老家。这一次他没有在余姚滞留太久，一方面，南赣局势吃紧，朝廷希望他能尽快到任，“着上紧去，不得辞避迟误”；另一方面，这次调动与以往不同，以往不是被贬谪就
是被明升暗降，心情郁闷，情绪不好，自然不愿意尽快到任，这次却是升迁和委以重任，心
情愉悦，情绪亢奋，内心深处也希望能及早上任。因此，在接到任命的四个月后，他就出现在了赣州的巡抚衙门，从南京到赣州的路途，他只走了十三天。
王阳明是从水路坐船，经由长江、鄱阳湖和赣江前往赣州的。从水路到赣州，途经的最后一个大去处是万安。尽管江西境内山贼流民横行，但他一路经过南昌、临江（即今江西樟树）、吉安等地时，都畅行无阻。眼看着过了万安就是赣州了，却遇到了麻烦。
万安位于江西中南部，南邻赣州，归吉安府管辖，是个山清水秀、风景绮丽的好地方，历代文人在这里留下不少佳作，其中尤以南宋文天祥的《万安县》最为有名：
青山曲折水天平，不是南征是北征。
举世更无巡远死，当年谁道甫申生。
遥知岭外相思处，不见滩头惶恐声。
传语故园猿鹤好，梦回江路月风清。
文天祥最著名的诗作是《过零丁洋》，其中有“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的佳句。这首诗也与万安有关，惶恐滩就在这里。
惶恐滩又名“十八滩”，位于赣江的上游，是赣江上游最后一个锁口，暗礁林立，水流湍急。“十八滩”指的是赣江自上而下分布的白涧滩、茶壶滩、良口滩、昆仑滩、武索滩、棉津滩、漂神滩等十八个险滩，惶恐滩是最后一个。王阳明就是在经过惶恐滩时，遇到麻烦的。
他的座船刚刚进入惶恐滩，就看到前方的江面上停满了商船，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不明白这些商船为什么停滞不前，便派随从上岸询问，原来，前方不远处有一伙山贼正在江面上打劫，收取来往船只的“保护费”，商船们不敢经过，只好停留在这里。
他听了，沉思片刻，令人升起巡抚的号旗，然后行驶到商船当中。商船们见有一只悬挂着巡抚号旗的官船靠了过来，知道是巡抚大人来了，纷纷站在船头向巡抚大人喊话，请巡抚大人为他们做主。他走到船头，要求所有商船听他的号令，列成战斗阵型，然后一起擂鼓呐喊着向前驶去。
船队很快就行进到了山贼拦江打劫的地点。王阳明站在船头上，望见前方的江面被山贼拦住了，两岸站满了手持棍棒的贼众，他们衣着破烂，面容憔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实在很难将他们与拦路抢劫的山贼联系起来。这些山贼早就看见了巡抚号旗，正在迟疑，又望见几十艘商船排着整齐的队列，锣鼓喧天地开了过来，以为船上都是巡抚带来的官兵，大惊失色，纷纷逃窜。王阳明见了，急忙命令随行衙役追上去，截住了他们的退路。山贼们见无路可逃，又不敢反抗，纷纷跪下投降，诉苦说只是因为生活窘迫，才不得不铤而走险。
明朝建立初期，朝廷严格限制人口的迁徙和流动，为此专门出台了严厉的法规。到了明朝中期，农民承担的税赋日趋加重，再加上连年不绝的自然灾害，农民们为了活命，被迫离乡背井，最终沦为流民。当时的赣南地区，还是地广人稀的局面，有大量尚未开垦的荒地，吸引了来自赣中、闽西和粤北的大量流民。几年之后，流亡到赣南落脚的流民越来越多，后来的流民无地可种，没有生活来源，只好“相聚为盗贼”，成了占据山林打家劫舍的山贼。
到了正德年间（公元1505—1521年），赣南已经发展成为官府无法管控的“贼区”。据记载，这里的山贼“将家属妇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处，其各精壮贼徒，昼则下山耕种，夜则各遁山寨”，“恃险凭高，巢窟其中，因而剽掠居民，攻陷城邑，害及四省”。最近几年，赣南地区连年遭遇自然灾害，大量原本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在自然灾害的摧残下，生活陷入绝境，被迫上山加入山贼团伙。本来按照朝廷制度，遇到自然灾害，地方政府应该
尽快开仓赈粮，救助灾民，但是由于灾害频发，地方政府力不能及，结果怠于赈灾，导致民
愤难平，占山为贼、对抗官府的人越来越多了。
王阳明认为，这些占山为匪的人里，有一些的确是专门以打家劫舍、对抗官府为业的“顽匪”，但大部分还是如在惶恐滩打劫商船的被迫占山为匪的流民。官府应该用不同的政策对付他们，对于职业“顽匪”，应该绝不手软，坚决围剿，斩草除根；对于被迫为匪的流民，应该予以抚慰，一面开仓赈粮，帮他们渡过难关，一面妥善安置，引导他们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想到这里，他站在船头高声说道：“本抚已经了解了赣南的灾情，一定会想方设法开仓赈灾。你们原本是安分守己的良民，了解朝廷的法度，竟敢聚众闹事，打劫商船，不怕本抚捉拿问罪吗？本抚知道你们的难处，知道你们也是生活所迫，才做出这等不法之事，因此赦免你们的罪过，概不追究。你们应当尽快各回各家，静候官府安置，不得再做违法乱纪之事。”
这些山贼本来就没有反抗朝廷的胆量，只是被逼无奈，希望通过打劫商船获得一些养家糊口的钱财，如今已经被巡抚大人包围，按理必然会被逮捕治罪，但巡抚大人却不逮捕他们，还许诺要安置他们，他们哪里再敢造次？于是，纷纷跪下磕头，然后一哄而散了。
到了位于赣州的南赣巡抚衙门以后，王阳明又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发现南赣地区之所以山贼活动猖獗，除了流民众多、天灾频发之外，还有“人祸”的因素：地方官不能秉公断案，使百姓有冤无处伸；百姓负担的税赋太重，山贼反而能得到官府的“安抚金”等。针对这种情况，在写给朝廷的奏章里他有如下描述：
夫平良有冤苦无伸，面盗贼乃无求不遂；为民者困征输之剧，而为盗者获犒赏之劝；则亦何苦而不彼从乎？是故近贼者为之战守，远贼者为之乡导；处城郭者为之交援，在官府者为之间谍，其始出于避祸，其卒也从而利之。
这种局面令人震撼不已，相比于官府，百姓更愿意投靠山贼，因为投靠山贼不仅能避祸，还可以获利。于是，胆小的人成了山贼的向导，而胆大的干脆加入了山贼团伙，就连官府的差役都成了山贼的间谍。如此一来，官兵剿匪，内有内鬼，外无支持，怎么可能取胜呢？这种局面已经关乎到了民心向背，朝廷不仅没有了权威，甚至都要丧失统治基础了。
如此种种，都说明一个问题：王阳明肩上的担子不轻，可谓任重而道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