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的解析、弗洛伊德经典著作（套装全2册）

梦的解析、弗洛伊德经典套装合集是《梦的解析》和《弗洛伊德自传》两个经典作品。

1、《梦的解析》软精装珍藏本，是一部改变人类历史的划时代经典著作，国内知名心理学家、翻译大家孙名之重要译本！畅销百万册!

《梦的解析》软精装珍藏本 是弗洛伊德的成名代表作，被认为是世纪创见的、伟大的经典作品作之一，是了解精神分析学说和潜意识理论的必读书，读者可以从中发现很多令人兴奋的观察和大量与我们主题有关的饶有兴趣的材料。《梦的解析》已被视为精神分析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三大理论支柱之一。美国前全国图书馆协会主席唐斯博士将这本书列入“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十六部巨著之一。

2、 《弗洛伊德自传》是德国原版翻译之作，真实呈现“精神分析之父”的秘密与奋斗！

全面认识弗洛伊德智慧与魅力的经典读物！

追随大师的脚步，揭开我们内心的欲望和真相！

他是追梦“盗梦”之王，“心灵世界的哥白尼”，刀锋般的先知！

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是对现代医学、心理学影响巨大的人物。他在这本自传里，以生动的语言，回忆了自己辛勤追梦的一生，首次向读者呈现了其成长、工作、生活乃至婚恋的非凡历程。
《弗洛伊德自传》是一本全面认识精神分析之父奥秘与学说、智慧与魅力的入门书。让我们追随大师的脚步，揭开潜藏在你我内心深处的奥秘与真相。
像我这样的人，活着不能没有嗜好，一种强烈的嗜好——用席勒的话来说，就是暴君。我已经找到了我的暴君，并将无条件地为之服务。这个暴君就是心理学。

《梦的解析》是弗洛伊德的成名代表作，被认为是本世纪创见的、伟大的作品之一，是了解精神分析学说和潜意识理论的必读书，读者可以从中发现很多令人兴奋的观察和大量与我们主题有关的饶有兴趣的材料。《梦的解析》已被视为精神分析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三大理论支柱之一。美国前全国图书馆协会主席唐斯博士将这本书列入“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十六部巨著之一。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影响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出生于奥地利摩拉维亚（现属捷克）的弗莱堡市的一个犹太家庭。四岁时移居维也纳，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终生从事写作和临床治疗。1939年病逝于伦敦。
他提出了自恋、生和死的本能及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三分结构论等重要理论，使精神分析成为了解全人类动机和人格的方法。其学说不但在心理学方面有卓越的贡献，而且几乎影响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
主要作品有：《歇斯底里研究》（1895），《梦的解析》（1900），《多拉的分析》（1905），《性学三论》（1905），《精神分析运动史》（1906），《图腾与禁忌》（1913），《论无意识》（1915），《焦虑问题》（1926），《幻想的未来》（1927）。

《弗洛伊德自传》 译者简介：

顾闻，曾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任教，现为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教授。

《梦的解析》译者简介：

孙名之，1920年生，江苏南京市人，湖南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西方近、现代心理学史及其流派。主要著作有：《西方近代心理学史》（参与撰写）《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副主编）《儿童心理学史论丛》《弗洛伊德主义论评》等；主要译著有：《梦的解析》《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史》；参加翻译的有：《西方心理学家文选》（审校者之一）《人的信息加工：心理学概论》《教育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导论》等。

《梦的解析》目录

第一章 有关梦的问题的科学文献
第一节 梦与清醒状态的关系
第二节 梦的材料——梦中记忆
第三节 梦的刺激和来源
第四节 梦在醒后为什么被遗忘
第五节 梦的显著心理特征
第六节 梦中的道德感
第七节 做梦及其功能的理论
第八节 梦与精神疾病的关系
跋(1909)
跋(1914)
第二章 梦的解析方法：一个梦例的分析
第三章 梦是欲望的满足
第四章 梦的伪装
第五章 梦的材料及来源
第一节 梦中最近的和无关紧要的材料
第二节 作为梦的来源的幼儿期材料
第三节 梦的躯体方面的来源
第四节 典型的梦
第六章 梦的工作
第一节 凝缩作用
第二节 移置作用
第三节 梦的表现手段
第四节 表现力的考虑
第五节 梦的象征表现：进一步的典型梦例
第六节 一些梦例——梦中的计算和讲话
第七节 荒谬的梦——梦中的理智活动…
第八节 梦的感情
第九节 润饰作用
第七章 梦过程的心理学
第一节 梦的遗忘
第二节 回归作用
第三节 欲望满足
第四节 梦中惊醒——梦的功能——焦虑梦
第五节 原初过程和继发过程——压抑
第六节 潜意识与意识——现实

《弗洛伊德自传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补记（1935年）
弗洛伊德生平
弗洛伊德年表
书中出现的专门术语解释
译后记
附录：弗洛伊德解梦

《梦的解析》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有关梦的问题的科学文献
在下文中，我将证明有一种心理学技术能够使梦获得解析。这种技术如果得到应用，每个梦都可表现出一种富有意义的精神结构，且在清醒状态的精神活动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我还将进一步努力阐明梦的扑朔迷离的那些过程，并从这些过程中推断出精神力量的性质。梦正是由这些精神力量的共同作用或相互冲突而产生。当我对梦的问题叙述牵涉到更具综合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借助于另一类材料的时候，我的叙述将中止。
我将对前人关于梦的著作以及梦这一问题在当代科学中的研究状况作一序言式的短评，因为在本书的论述过程中，我很少有机会回到这些题目上来。尽管进行了上千年的努力，在对梦的科学理解上却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一事实在文献中得到了普遍认同，因而没有必要再去引证这一观点。读者从中可发现许多令人兴奋的观察和大量与我们主题有关的饶有兴趣的材料，但是它们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涉及梦的本质或对梦的任何神秘之处提供彻底的解决。当然，受过一般教育的非专业人员对这方面的知识就知之更少了。
或许有人会问，史前原始人类有关梦的观念和梦对他们在世界和灵魂的观念的形成上有何作用。这个题目相当有吸引力，但由于我不愿讨论这个问题，在本书中只能忍痛割爱了。我必须向读者推荐约翰·卢伯克爵士、赫伯特·斯宾塞、E．B．泰勒和其他作者的著作。我补充一句，只有当我们完成我们所面临的梦的解析工作之后，我们才能充分理解这些广泛的问题和推测。
史前对梦的看法，毫无疑问定会在古希腊罗马人对梦的态度中有所反映。他们认为梦与他们信奉的超自然世界有关，梦是上帝和魔鬼给人们的启示，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并且，在他们看来，梦对做梦者而言必定具有一种重要的目的，一般说来，它们预示着未来。由于梦的内容及其梦带给梦者的印象稀奇古怪，当然很难使人们对梦产生一个一致的看法。根据梦的价值和可信性，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古代不同的哲学家对梦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取决于他们对占卜学的相信程度。
在亚里士多德的两部著作中都提到了梦，梦已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题材。我们被告知，梦不是上帝的神谕，不具有神的特性，但它们是“恶魔的”，因为自然是“恶魔的”，不是神的。这就是说，梦不是一种超自然的启示，而是遵循着人类精神的法则。当然，后者和神有着密切的关系。梦被定义为睡眠者在睡眠中的心理活动。
亚里士多德对梦生活的某些特征已有了一些了解。例如，他知道梦能把睡眠中知觉到的轻微刺激转变为强烈的感觉。“当身体的某个部位感觉到略微有些热，人就能梦想到他正在穿过大火，感到灼热难忍。”他由此推断，梦很有可能是向医生透露出身体变化的第一信号，而这一变化在清醒状态下是不易观察到的。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古人并不将梦看做是梦心灵的产物，而认为梦源于神灵。并且我们还可以发现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潮，它们影响着历史上的每个阶段对于梦生活的看法。梦可区分为真实的、有价值的梦和徒然的、欺人的及无价值的梦。前者给做梦者带来警示或预知未来；后者则使梦者误入歧途或引导梦者走向毁灭。
格鲁佩(1906，2，930页)引用了麦克罗比斯和阿尔特米多鲁斯(达尔迪斯)的几行关于梦的分类原文：“梦可分为两类。第一类被认为受到当前或过去的影响，但对未来却无关紧要。这一类包括失眠症，它直接再现了一个特定观念或它的对立面——如饥饿或饱足；还包括梦魇，它使特定观念增添了扩大的幻想成分——如噩梦或梦魇。相反，第二类梦则被认为决定着未来。这包含：①梦中接受的直接预言(神谕)；②对某些未来事件的预言(梦幻)；③需要解释的象征梦(梦兆)。这一理论持续了几个世纪。”
赋予梦[1]这种不同的价值与“梦的解析”问题密切相关。通常人们总是期望从梦中获得重要的结果。但梦并非马上就都可以被理解的，而且也不可能肯定某个特殊难解的梦不能作一些重要的预言。这使得人们努力去寻求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使梦晦涩难懂的内容变得明白易懂和富有意义。在古代后期，达尔迪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被认为是解释梦的最高权威。他的被保存下来的著作《解梦》内容广泛，足以弥补同类著作失传造成的损失。
古人对梦所持的前科学观点肯定与他们对宇宙的普遍观点相吻合。将他们的观点投射到外部世界之中，尽管它们是现实的东西，实际上它们只有在精神生活中才具有现实性。此外，他们有关梦的观点所考虑的是早晨清醒状态下梦的残留记忆对清醒思想的主要印象：这是一种陌生的印象，它仿佛来自另一世界，与思想中的其余内容大相径庭。顺便提一句，那种认为梦的超自然起源理论在当代缺乏支持者，那就错了。我们可以对那些虔诚的和有神秘色彩的作者置之不理，他们实际上完全有理由仍停留在曾一度是广泛的超自然王国，只要这个王国还没有被科学的解释征服。除了他们之外，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一些头脑相当有理智、没有奇思怪想的人，利用做梦现象的不可解释特征，坚决地寻求支持他们宗教信仰的存在和超人精神力量的存在(参见哈夫纳，1887)。某些哲学学派(例如，谢林的追随者)对梦生活的高度推崇明显是古代毋庸置疑的梦的神圣性的反响。关于梦的警示性和它们预示未来的力量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尽管科学家一致强烈反对接受这些信念，他们还是涉及一些收集到的材料，希望能给予梦以心理学阐释，只是不够确切而已。
撰写梦问题的科学研究史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不管这些研究在哪些方面获得多大价值的东西，迄今为止在任何一个特定方面仍然没有发现任何真正进展的迹象。还没有打下可供后来的研究者建立一个学说的确切基础，但每位新的研究者都重新审视了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再次从头开始。如果我要按年代列举出这些有关梦问题的作者，并对他们每个人对梦所持有的见解作一总结，我就必须放弃对当今有关这一主题作一全面的综合性勾画的任何指望。因而我宁愿采用按题目而非按作者的叙述方式，我将依次提出有关梦的问题，引用文献中解决该问题的任何材料。
然而，由于对我而言不可能掌握有关这个主题的全部文献——因为它们散布很广，并与其他学科相交织——只要我在叙述中没有遗漏掉基本的事实和重要的论点，恭请读者暂且满足于此吧。
直到目前，在本主题上大多数作者都倾向于把睡眠和梦作为同一主题研究，此外，他们照例研究病理学边缘的类似状况和一些与梦类似的状态，把它们同精神病理性状态及其他似梦现象，如幻觉、幻视等相联系。与此相反的是，在最近的研究著作中出现了一种限制主题的趋向，研究者们倾向于把梦生活中的一些单独问题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研究。在这种变化中，我很高兴看到了一种不断增长的信念：即从这一类模糊事物中，只有通过一系列详细的研究，才能求得解释并得到一致的结论。一些这类详细的研究——其特征以心理学研究为主——正是我在本书中所要奉献的。我很少有机会去讨论睡眠问题，因为它主要是生理学研究的问题，尽管一种睡眠状态特性肯定能引起精神结构功能状态的改变。因此关于睡眠的文献就不予以考虑了。

《弗洛伊德自传》精彩书摘

第一章
这套《自传》丛书中有几位作者，他们在自己传记的篇首就担心接受这项任务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我觉得和他们相比，我面临的困难更为艰巨；因为，这类文章我发表过不止一篇，从那些文章题目的性质来看，我个人经历的记述已经超过了通常所需要的，或者在有些情况下必需占有的篇幅。
我第一次介绍精神分析学的进展和内容，是1909年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当时，我应邀参加了该校二十周年的校庆活动，并在那里作了五次讲演。就在前不久、美国准备要出一本介绍20世纪初有关情况的集子，鉴于该书编者认识到精神分析学的重要性，打算专辟一章予以介绍，我又欣然为他们写了一篇内容相仿的文章。在这两次中间，我还发表过一篇名为《精神分析运动史》的论文，我在这里要讲的基本内容，其实在那篇文章中皆已有所论及。因此，为了避免前后不一，避免完全重复，我必须将主观态度和客观评价、个人生平和历史材料重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叙述。
1856年5月6日，我出生在摩拉维亚一个名叫弗赖堡的小城镇里，那地方现在属于捷克斯洛伐克。我父母都是犹太人，我也保持着这一血统。我有理由相信，我的祖辈很早就在莱茵河畔（科隆）定居生活；由于14、15世纪那里对犹太人大肆迫害，他们才背井离乡，向东逃难；到了19世纪，他们又离开了立陶宛，穿过加西里亚，迁返德奥故地。我四岁时来到了维也纳，在那里完成了全部学业。在中学里，我在班上连续七年名列前茅，并曾经享受到一些特别优待，几乎所有的课程都免试通过。那时候，家里生活非常拮据，但父亲对我选择职业一事，则始终主张由我自己去决定。无论是那时还是在晚年，我对医生这一职业并无特别的偏好。倒是一种对人而不是对物的好奇心，使我改变了想法；可是，我那时还不懂，观察乃是满足这种好奇心的最好方式之一。我差不多从识字的时候起，便迷上了圣经故事，正像我很晚才发现的那样，这对我的兴趣爱好具有长久的影响。我在学校里有位高年级的好友，后来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政治家，在他强有力的影响下，我曾经萌生过像他那样去学习法律，从事社会活动的想法。那些年头，达尔文的学说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这些理论使人们觉得，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可望产生一个重大的飞跃，所以它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然而就在毕业离校前夕，在卡尔？布吕尔教授（Carl Brühl）给我们上的—堂大课上，我听了他朗诵的歌德描写大自然的优美动人的散文，于是决定攻读医学专业。
1873年我刚进大学不久，就觉得有些失望。我先是发现，周围人满以为我会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自卑和疏远。我绝对不会这么认为。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出身或者如人们所说的“种族”感到羞耻。于是，我就在这样不受欢迎的情况下置身于大学这个社圈，并没有感到太多的遗憾；我认为，对于一个积极的进取者来说，再怎么排挤，他还是能在社会的某个角落，寻得一块立身之地。但话又要说回来，在大学里的这些最初感受对我的影响，后来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年纪轻轻便已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尝到了被“紧密团结的大多数”压制的命运。这为我以后的独立判断力的形成，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础。
除此之外，在大学的头几年里，我还发现，自己以前求知心切，曾同时涉足多门学科，但由于天赋中的某些特性和局限，使我难以在其中大部分领域有所作为。这时，我才深深领悟到靡菲斯特告诫的真谛：
你不用为学问东奔西忙， 每个人只能学习他所能学到的东西。
我终于在思斯特？布吕克的生理实验室里找到了归宿、得到了满足，结识了我所敬慕并引为楷模的师友：伟大的布吕克本人，他的助手西格蒙德？埃克斯纳和思斯特？弗莱施尔？冯，马克索夫，能与后面这位很有天赋的弗莱施尔？冯？马克索夫结为好友，我感到不胜荣幸。布吕克把一个神经系统组织学方面的问题交我研究；我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并且独立地将这项工作推进了一步。从1876年到1882年间，除了几次短暂的停歇，我始终在生理实验室工作，那时一般都认为，我已被确定替补将空缺的助教位置。我对医学的各个领域，除了精神病学以外，一概不感兴趣。由于自己放松了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直到1881年，我才得到了多少有点来迟的医学博士学位。
1882年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那—年尊师布吕克见我经济上有困难，认为我父亲不该在我身上破费大量钱财，他极力劝我放弃理论性工作。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了生理实验室，来到维也纳总医院当了一名“临床实习医师”。不久，我又升任住院医师，在各个科室工作，并有半年多时间跟从梅涅特。对于梅涅特的工作及其人格，我早在大学时代就已有了颇深的印象。
虽然工作变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依然守着自己最初开创的路子。以前布吕克交给我的课题，是研究一种属于最低级鱼类（幼态八目鳗Ammocoetes Petromyzon）的脊髓；后来我的工作转到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方面。就在那时，弗赖西希（Flechsig）发现了神经纤维髓鞘形成的非共生性，这一发现清楚地揭示了髓鞘束产生的复杂过程。我一开始就选择延髓作为一个并且是唯一的研究课题，这正是我工作延续发展的又一标志。在大学的前几年，我搞研究的特点是题大面广，层层铺开，这时已经大为不同了，我开始集中力量专攻一个课题或难点。以后我始终坚持这种方式，为此常常招来以偏概全的指责。
进大脑研究所以后，我又像早先在生理实验室那样积极从事研究。在医院几年，我写了若干篇短文，讨论髓鞘束的过程以及延髓中的中心起端问题，这些成果皆由埃丁格尔正式记录了下来。有一次，以前我还未在他手下时就破例让我出入他的实验室的梅涅特，谈到自己年事已高，对新事物已力不从心，因此建议我专搞大脑解剖，并答应把他的课程交给我上。但我对委以如此重任深感惶恐不安，婉言谢绝了他的建议；另外，也许那时我就已经在猜想，这位权威人物是不会对我友善相待的。
从本质上来说，大脑解剖实际上就是生理学，我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开始转而研究神经方面的疾病。那时的维也纳，这方面的专家寥寥无几，用于研究的材料也都分散在医院的各个部门，科研条件极差，因此只有靠自己来摸索。就连因著述大脑定位而刚获得提升的诺特纳格尔，也未能将神经病理学和医学的其他分支区分开来。这时，远方响起了沙可的大名；于是，我定了一个计划，打算先在维也纳获得神经病学讲师的职称，然后前往巴黎继续深造。
以后的几年里，我在继续住院医生工作的同时，发表了多篇神经系统器质性疾病的临床观察报告。我对这一领域的情况逐渐熟悉起来。我对延髓损伤的位置定域之准确，以致几乎成为定论。在维也纳，是我第一个将诊断为急性多神经炎的病例，送去作尸体剖检。
我的这些诊断以及事后的确认，使我渐渐有了名气，并引来了一批美国医生上门求教，于是，我用半生不熟的英语，给他们讲解科里的病例：我对神经症一窍不通，有一次讲课时，我把持续性头痛的神经症患者介绍成患了慢性局部脑膜炎；听者顿时愤然起身，离座而去，我这个教学上的新手只得收场作罢。不过，我还要为自己说几句话，在这种事发生的年代，即使是维也纳的一些大名鼎鼎的权威，也常常要把神经衰弱诊断为脑瘤。
1885年春， 由于发表了组织和临床方面的论著，我升任为神经病理学讲师。过后不久，承蒙布吕克热心推荐，我被授予一笔数目可观的出国奖学金。是年秋天，我就动身前往巴黎。
我在萨尔帕屈里哀医院就学，不过，作为外国来访者中的一员，我开始时并不引人注意。有一天，我听沙可叹道，自从战争爆发后，他和他的讲稿的德译者之间断了联系；他很希望有人能把他手头一部新的讲稿译成德文。我给他写了封信，表示愿意一试。如今，我仍然记得信中有一句话的大意是：我只是苦于“l'aphasie motrice”，而不是“l'aphasie sensorielle du francais”。沙可接受了我的建议，这样，我便进入了他私人关系的圈子里，并从那以后，参与了医院里的全部活动。
写上面这些内容的时候，我收到了不少来自法国的论文和文章，那些文章不但对接受精神分析学表示强烈的反对，而且还不时对我和法国学派的关系妄加评断。比如，有人说我借游访法国之际，熟悉了皮埃尔？雅内的理论，然后搜为己有。在此，我想明确地指出，我在萨尔帕屈里哀医院访问学习之时，雅内的名字还尚未引起太多的注意呢。
与沙可在一起的日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癔病的几项最新研究，其中有些是我亲眼目睹的。例如，他证实了癔病病象的真实性及其规律性（“introite et hic dii sunt”），确认男性身上也常常会产生癔病，他还证明催眠暗示能够引起癔病性麻痹和挛缩，而且这些人为症状的特征甚至在细微末节上，也和创伤引起的自发性发病完全一样。沙可的不少演证，一开始就使我和其他来访者感到震惊与怀疑，我们曾试图求助于当则的某种理论，以证明我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对于诸如此类的怀疑，沙可总是耐心听取，善意对待，但同时，他也有自己的决断。在一次类似的争论中，他（谈到理论时）评论说：“这不影响它的存在”，此话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